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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坐忘”一词在《庄子》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对于后来的道教修行来说却是一种重要的观念。崔譔、成玄英将其训为“端坐而忘”，一千多年来几乎没有异议。实际上，“坐忘”与人的坐姿无关，它是庄子用来描述人在“忘”的精神现象上所达到的一种最高境界。其准确的意思应当如曾国藩所言：“无故而忘”，亦即“自然而然的忘”。成玄英将“坐忘”训为“端坐而忘”，是受他的道教思想与道教修行实践影响的结果，并不符合庄子的原意。而成玄英之所如此训释，恰恰是早期小乘佛教“坐禅”的修行实践对道教长期影响的结果。由崔譔、成玄英训释“坐忘”一词的具体案例可以看到，自西晋以降，佛教与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融合就已经慢慢开始了。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学院院长、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哲学、明清哲学、政治哲学、比较哲学；曾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分别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讲学并做研究；出版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判教与比较：比较哲学探论》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余篇，获教育部、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黄燕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暨南大学哲学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诸子学、中国近现代哲学。

吴根友教授

一、导论坐忘、坐驰两个词，在《庄子》一书只出现过一次。历史上绝大多数注家都接受崔譔、成玄英的训释，将“坐忘”训为“端坐而忘”，将“坐驰”训为一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即是指“人在静坐而心在驰骛，不能宁静”的状态。而现代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研究者，多将“坐忘”想当然地理解为一种修行方法。[1]日本学者中野达虽然研究了郭象的“坐忘”思想，然并未从训诂学的角度研究《庄子》“坐忘”一词的真正意思，但却是对“坐忘”问题研究最深入的第一人。[2]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坐忘”一词中的“坐”字与人的坐姿无关，将“坐忘”训为“端坐而忘”，是崔譔、成玄英在注庄过程中望文生义的结果，但他们望文生义的注释背后却包含复杂的佛教、道教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内涵。本文通过坐忘、坐驰两个词的重新训释，可以弱化成玄英“庄子疏”中将庄子思想过分道教化的倾向，从局部还原庄子思想的本来面貌。

“坐忘”一词出自《大宗师》篇孔子与颜回的对话：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3]郭象注云：“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4]从郭注的内容来看，“坐忘”主要是描述一种忘的境界，“奚所不忘哉”，即一切皆忘。郭象是有思想深度的玄学家，他说的“一切”，既指有形之物，也指抽象的逻辑、所以然的道理，故他说：“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他在此处所说的“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指的是忘迹，而“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是“忘其所以迹”。只有达到了“忘其所以迹”的境界，才达到了忘的最高境界。郭注将“忘”的内容细分为“迹”与“所以迹”两个部分，或曰两个层次，实有玄学高妙的思辨内容在其中，体现了郭注的独特价值。从郭注中，我们似乎不必在意“坐忘”与打坐或人的身体姿势的关系。然崔譔注“坐忘”一词时，确定地说是“端坐而忘”，这实在是胶柱鼓瑟。成玄英也接受其说，曰：“虚心无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义，具列下文。”[5]郭庆藩对成玄英疏补证道：《文选》贾谊的《鵩鸟赋》注引司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6]这样一来，“坐忘”似乎就是与身体姿势相关的“端坐而忘”了。而庄子论精神修养的一系列文字，也因之与后来的道教徒“打坐”一类的修行方法发生了内在的联系。

郭象《庄子注》

我们认为，成玄英强调“忘”与身体姿势的关系，把“坐忘”解释成“端坐而忘”，既有晋人崔譔注为依据，就其“庄子疏”而言，也有系统的考虑。在《齐物论》篇，他疏解“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一段文献时，对郭象注“子游尝见隐机者，而未有若子綦也”一句疏解道：“子游昔见坐忘，未尽玄妙；今逢隐机，实异曩时，怪其寂泊无情，故发惊疑之旨。”[7]成玄英想象地认为，子游曾经看到过子綦“坐忘”的状态，现在又看到了“隐机”的子綦，两相比较，看到“隐机”的子綦“寂泊无情”，不似见“坐忘”时的子綦，故而惊疑发问说，为什么今天见到的子綦与以往“坐忘”时的子綦不一样。可见，成玄英将“坐忘”训释为“端坐而忘”，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思考，并非简单地因袭崔譔之注。从成玄英的疏解看，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坐姿，显然不是“端坐”，而在“隐机而坐”的坐姿状态下，南郭子綦表现出“嗒焉似丧其耦”的状态，实质上是“吾丧我”的状态。如果说“隐机而坐”是相对于昔日的“坐忘”，则“吾丧我”所达到的“忘”的境界就应该高于“坐忘”的境界，然“坐忘”已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的状态，也即是与道为一的状态。“吾丧我”还只是泯灭了作为精神主体的“我”与万物，与对象世界的对待状态，至多只是一种“无待”的状态，不可能高于“同于大通”境界，至多是同一精神境界。由此可以看出，成玄英对庄子“坐忘”的训释及其对“忘”的精神境界的理解是很有问题的。至少，当他将“隐机而坐”看作是比“坐忘”更高一层境界的坐姿，这一观点是可疑的。至于“坐忘”能否训释成“端坐而忘”？这一点尤为可疑。

严复、马其昶、钱穆、王叔岷等训解“坐忘”时，曾引曾国藩的“无故而忘”说。[8]然他们没有指明曾注的出处，我们通过文献检索方式，查阅了曾氏文集的大量文献，亦未找到曾氏此一训释的直接出处，但找到曾氏训释干、白、素、坐等词的出处。曾氏认为，这四个词在古代都有“无故”的意思。[9]本文暂时不纠缠于文献的考据，而是活用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10]、“一字之义，当贯群经”[11]的经学解释学方法，首先分析“坐”字的字义，再结合庄子的修身哲学思想，对“坐忘”一词的确切意思重新予以详细论述，进而探讨庄子“忘”的哲学方法与修养境界。

二、先秦“坐”字之义与“坐X”型词汇分析

先秦时代，“坐”字的含义颇多，概括说来，一是与身体姿势有关或相关者，一是与身体姿势无关者。先说前一义。作为身体姿势的“坐”是与“立”相对，如《礼记·曲礼上》曰：“授立不跪，授坐不立。……离坐离立，毋往参焉。”[12]至于具体的坐姿，通常有危坐、安坐、夷坐、箕坐、跪坐等。清代恽敬《困说》曰：“古者危坐任膝，安坐任足，夷坐任臀。”[13]任指坐时身体的支撑点，危坐是双膝跪地，耸起上身。安坐是“坐而著于蹠”，[14]指双膝跪地，臀部放于脚掌。夷，踞也，[15]箕也，夷坐即踞坐，与“箕坐”同义，指臀部着物，“舒展两足，状如箕舌”，[16]姿势放松而不甚端庄，不符合礼的要求，故孔子见原壤“夷俟”而用杖击其胫，孟子见其妻在家中箕坐而欲休之。另外，跪坐指双膝跪地，臀部靠在脚踝，身体挺直，这与危坐、安坐的坐姿虽略有不同，但均表现为姿态恭谨、气质庄重，符合礼仪的规范，可称之为“端坐”或“正坐”。[17]

《庄子》中有与“立”相对的“坐”，如《德充符》曰：“立不教，坐不议。”[18]《寓言》曰：“向也坐而今也起。”[19]这是与站立相对而言。描写身体坐姿的词汇有跪坐、正坐、匡坐、安坐、休坐等，[20]匡者，正也，[21]而“休坐”即是跪坐，指双膝跪地，把臀部靠在脚后跟上。这些坐姿都是合乎礼仪的端坐或正坐。

在先秦的古汉语中，“坐”字由身体坐姿引申出四层新的含义：一为守、坚守，如：《左传·桓公七年》：“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郑注》：“坐犹守也。”[22]《商君书·赏刑》：“自士卒坐阵者。”惠栋曰：“坐阵所以止也。”止即坚守、驻扎。[23]二为乘、搭，如《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24]这是乘坐漏船之意。

三是因、由于，如《管子·君臣上》：“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25]指因万物之本原（道）而设立官职。引申为“由于……而……”，再如：《管子·山权数》：“齐之公过，坐立长差。”[26]意谓齐国的错是由于混乱了等差之序。

四为无故、轻松、自然而然，如《管子·君臣上》：“坐而收其福。”[27]《孟子·离娄下》：“可坐而致也。”[28]意谓不必有所行动便可收获、获致某事物，喻轻松貌，自然而然地发生。

另外，“坐”还有对质、牵连、定罪等义，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使与邾大夫坐。”《郑注》：“坐讼曲直。”犹今之所谓“对质”。[29]《韩非子·八说》：“下必坐上。”[30]《韩非子·和氏》：“设告坐之过。”[31]后两例指“受……牵连而获罪”，《庄子·天地》篇的“终始本末不相坐”[32]与此相近，义为“相连、相及”。

由以上的引申义可以看出，这些“坐”字与身体姿势几乎乃至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并不能把所有“坐X”型词汇中的“坐”字都要解释成某种坐姿。而且，“坐”字除有实词之意外，还可用作副词，有“无故，自然而然”的意思，如《坊记》：“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郑玄注：“不坐犬羊，是不无故杀之。”[33]根据郑玄的注释，“坐”是“无故”之意。另如《管子·轻重甲》：“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34]这两个“坐”也指无故、自然而然。魏晋以后，“坐”作为无故、自然而然的意思，亦常出现于诗文中，鲍照《芜城赋》：“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李善《文选》注云：“无故而飞曰坐。”[35]李善的训释非常贴切原文之意，而“无故、自然而然”的“坐”显然与身体坐姿完全无关。

《庄子》中与身体姿势有关的“坐”字及“坐”字在先秦至魏晋的诸种意思，已如上述。就《庄子》一书而言，其“坐X”型的词汇并不多，惟有《人间世》的“坐驰”和《大宗师》的“坐忘”两个词。“坐驰”之“坐”其实亦与身体坐姿没有关联，无论身体姿势如何，只要心是自由的，则可心驰神往。此点将放在文章余论部分处理。下面将从佛教文化对魏晋隋唐注庄者影响的角度，分析崔譔与成玄英将“坐忘”训为“端坐而忘”的原因。

王西京《庄周梦蝶》

三、“端坐而忘”与佛家“坐禅”说之联系“忘”在《庄子》一书中出现达80次之多，在庄子的哲学里，“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形成了一种忘物、忘知、忘德、忘己的由外向内、由物到人、由身至心、由浅入深的哲学修养工夫论体系，[36]而“坐忘”可以视之为“忘”的最高精神境界。如果“坐忘”真的像崔譔、成玄英所训释那样，是“端坐而忘”，那“坐忘”显然不能看作是“忘”的最高精神境界。因需要“端坐”才能“忘”，则“忘”的心理行为和思想境界就留有形迹，而非“离形去智，同于大通”了。只有无故而忘，自然而然的忘，才是忘的最高境界。而且这也符合庄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要求。《德充符》篇论“诚忘”问题时曾批评俗人道：“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诚忘”即是真的忘，联系该段文献上文的脉络，庄子的本意是说，普通人总是不忘记无关紧要的外在形式，而总忘记了不应该忘记的本真内容，这是真的忘。反过来说，人应该略貌取神，不应该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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