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庄子 >> 庄子推荐 >> 庄子顺思想产生的学术背景
阴阳概念最早可能产生于中国远古对太阳的崇拜，其起源于古代人们对天时自然的观察和制定历法的活动有关。羲和指羲氏、和氏，是唐虞时掌管观察天地四时，制定历法的官员，而羲和在古代神话中是太阳御者或太阳之母。《易经》中最基本的二艾“一一”、“—”就代表阴阳的符号。司马谈曾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中的第一家，似乎表明阴阳说在先秦诸子思想产生、发展的历程中，具有前提和起点的意义。
“阴阳五行说”司马谈称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推崇道家之术，(同上)道家也依据阴阳家所规定的天时运行规律，这里阴阳家包括战国后期的邹衍，也包括，或者主要指早在儒家以前就存在的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等所谓“数度”之学(《天下》)为研究对象的一些“史”官。“阴阳”一词见于《庄子》而《论语》、《孟子》中没有出现。
《庄子》是以自然之道的价值悬设为基础，以对不顺的社会观察为出发点，构成其生命哲学体系的。而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古代阴阳观念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阴阳观念构成了《庄子》对自然之顺的看法基础。《庄子》中的自然之顺，呈现和表述为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
《庄子》哲学在阴阳学基础上发展“气”论，进而形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的生死观。
人的心或精神之顺与“阴阳”有关也在《庄子》中有所体现:“阴阳之气有三诊，其心闲而无事”(《大宗师》)。阴阳之气有错乱不调时候，若心情闲适也能若无其事。人的喜怒之情直接影响到阴阳失衡。因此，《庄子》主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天运》)就是要驾驭体外的自然云气，调养体内的阴阳二气，使身心处于和顺状态。
可见自然界有阴阳，而生命领域、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都要保持阴阳和静才能实现自然之顺、生命之顺、社会之顺和精神之顺。
在《庄子》看来，阴阳之间没什么绝对不可调和的对立:“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则阳》)这种阴阳调和互动互补的观念是《庄子》哲学中“齐是非”，“以明”、“天均”、“中道”等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庄子》“顺”思想其中一种实现形式。
“五行学说”，在庄学之前，人们已经产生五行学说。在五行基本分类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土或水文化。众所周知，老子尚水，认为若能因顺水的自然之性则能化害为利，这与淮河流域水文化有关。《庄子》哲学中顺应自然及柔顺思想也源于此。水是柔顺的又是奔流不息的如同生命的流动。《庄子》中常论及水，突出的有“从水之道”(《达生》)的顺性思想，多处用水及水中之鱼来说明喻理。《秋水》篇所阐述的道理离不开水。“顺”字的构造，其偏旁就是水(“川”)
老子、关尹、列子等“隐士者”老子所代表的一批隐君子族及其思想也属《庄子》“顺”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庄子·缮性》篇专门论述了“隐逸”这一社会现象及精神风貌。有人认为，庄子思想的渊源最早应该追溯到孔子《论语》所反对的隐者，隐者是庄子思想的先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庄子》思想就渊源自隐者。《论语》中的隐者逸民、长泪、莱溺、荷葆丈人，石门之晨门者，荷美者，仪封人，楚狂接舆七位贤者，也见于《庄子》中，隐者对社会和生活的态度，是避世，遁世，正是《庄子》顺世的原型，他们实践的表现是顺世，可能有相似家庭背景和生活处境，在社会和生活实践的表现都是避世(遁世)、顺世的。不同的是《论语》中的隐者只停留在事实经验的社会、生活层面上，而《庄子》己是超越了经验层面，追求一种合自然、生活、社会和精神为一体终极性观念，“以道观物”“道通为一”(《齐物论》)和“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天道》)的处世存在方式。(《天道》)自司马迁以来，传统的习惯的观点都认为庄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但从有些学者研究来看，《庄子》思想实际就是独立于今本《老子》而形成，庄子本人也许根本就没见过今本《老子》书，理由是《庄子》内篇没有《老子》之言，但《庄子》外、杂篇援引《老子》言词，受《老子》思想影响都是极为明显的事实。《老子》第六十五章中指出:“常识稽式，是谓元(玄)德，元(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大顺”就是天理，就是顺乎无为因循自然。而《天地》中有“…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是谓玄德，同乎大顺”这里“玄德”“大顺”源自老子。
列子对庄子思想的影响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列子》一书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对道家气论的发挥。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的问题，但对道体直接论述的较少。《列子》掺杂着少量晚出成分，成书或许稍晚于《庄子》内篇，但《列子》包含的许多早出的内容可能为《庄子》所取用。
列子《力命》第六指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列子对“自然”理解是从不人为干扰，但能成就一切;调和一切对立冲突，使万事万物和顺宁静，追随所有存在者，而又迎接着新生命的诞生。其终极目标和最高体现如同《庄子》的“顺物自然”思想。
列子中“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力命》第六)，《庄子》中有“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的安然顺命思想。
另外《列子》中有“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杨朱》第七)的命题，“其道自然”(《汤问》第五)的人生自由境界:“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杨朱》第七)的顺从自然本性观念。
“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仲尼》第四)”。“无言”表示文化观念领域中理想的形态同于《庄子》。由于《列子》文本编定成书的下限不晚于战国末期，其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加工整理工作，其论述引用老子、关尹材料为《庄子》作者所采用，其早出部分包括不少寓言，也为《庄子》作者所借鉴。
结语隐士者的出现，实际上是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附带品。生活在“混芒之中”的古之人是“莫之为而常自然”的(《缮性》)。在自然本然状态中，无所谓隐士，也不需要隐者逸者，但随着有自觉意识的人走出自然本然秩序状态后，也就进入礼乐文明时代。隐士者也是《庄子》“顺”思想赖以产生的思想前提。《庄子》里有许多类似的隐君子，如:伯昏无人、长梧子、瞿鹊子、庚桑子以及子祀、子来、子犁、子舆、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等。其中有些人是可以从其他材料中证明确有其人，其他人物有其人或出于虚构都有可能。这些人物表现各异，但不失其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可能为破落的贵族后裔，文化素养很高;二是对现实社会持否定、消极的态度;三是生活处境低贱贫困;四是追求个人心境宁静，顺适自然，超出常规。
《庄子》思想亦属于此类，所以颜世安说:“庄子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战国时代隐者文化的结晶……庄子与隐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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