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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核心就是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简而言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四个字，这是中国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的基本命题。

“内圣”是指在内在精神修养方面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外王”则是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实现儒家“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

然而，“内圣外王”的说法却来自道家的庄子。《庄子·天下》中说：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这就是“内圣外王”一词的出处。庄子在这里并没有正面解释“内圣外王”的思想，而是表达了诸子百家先秦各家由道术之“一”而成方术之“裂”时的看法，他认为“内圣外王”才是真正的“道”。

在宋代以前的儒家典籍中，很少看到“内圣外王”的说法。北宋理学大师程颢将邵雍的学说称作“内圣外王”之学后，这一说法才被广泛使用。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天德王道不是两事，内圣外王不是两人。”清代学者陆陇其，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他说：“若深看则这敬字，只怕充积未盛耳，充积到盛时，则敬字外别无学问，亦别无经济。内圣外王之事，无不在其中矣。”他们都是在儒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

而近现代学者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精神，就十分普遍了。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孔子之道，内圣外王，原合表里精粗而一之。”

年，梁启超这样概括儒学：“儒家哲学，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年，熊十力于《原儒》中，明确地指出“儒学总包内圣外王”，更加明确地指出“内圣外王”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儒家关于人格理想和政治理念的基本命题，这在学术界上并没有太大争议。

那么，为何儒家会将道家的“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

当代思想家任继愈说：“《庄子·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的掩盖下，全面阐述了儒家的观点。”

在《庄子·天下》中，庄子阐明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就是“内圣”：“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而“外王”则是他的政治理想，其表现为：“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从这点上看，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与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太大差别。

推而广之，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看似大相径庭，其实有着相通的地方。

一般人常常将儒教简单地看作是入世的文化，把佛教、道教看作是出世的文化；把儒教看作是经世之教，把佛教、道教看作是修心之教。比如宋孝宗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其实，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儒释道多重人格，儒家、道家乃至佛家思想同时被知识分子们所吸纳。

鲁迅先生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个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经》。”

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一种文化能否被另一种文化理解接受，取决于被理解一方的内容能否引起理解者的共鸣。当一种文化作用于另一种文化时，它与主体文化原有库存内容中的某些方面直接吻合，从而能够顺利地被主体文化结构所理解和吸收，进而直接转换为主体文化结构内部的内容；而当一种异质的文化刺激主体文化时，主体文化在原有的库存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主体文化的反应就可能对原先主体文化的结构进行内部调整、补充乃至改组，以最终吸收该特异文化。

仔细探究，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身、修心，即追求“内圣”；另一方面，则是经世致用，也就是“外王”。“内圣”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的，对仁义道德的领悟，用孟子的话来说，是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外王”是就所成就的事功来说的，将把主体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就是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

在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就是“君子”，孔子理想人格的价值目标是行“内圣外王”之道，君子通过心性修养而达到一种崇高的“内圣”境界；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将自身的主体心性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外王”。对如何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孔子提出了“修己安人”的说法，也就是通过提高自己的修养，使自己的言行无不合乎原则，这样就可以使人民安乐。

在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中，儒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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