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庄子 >> 庄子推荐 >> 诸子丨杨勇庄子中的蘧伯玉一种孔庄异同
《庄子》中的蘧伯玉
——一种孔庄异同的比较
作者简介丨杨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原文载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摘要：
《庄子》中蘧伯玉出现两次，分别在内篇《人间世》与杂篇《则阳》。恰可与《论语》中关于蘧伯玉的两次记载分别一一呼应，借由这两处呼应，可探寻庄子对孔子思想的引申与转化，由此进一步窥探到孔庄思想意趣的异同。《论语》中的蘧伯玉，以“卷而怀之”的全身隐退，与“欲寡其过而未能”克己自省的儒家君子著称。庄子顺着这两点，对蘧伯玉的形象进行了引申与转化。一是将儒家“卷而怀之”的隐退避祸，发展成“形就心和”，混迹人间随便所适的“人间世”思想。两者都是保全自我，但后者更圆融无滞。二是将儒家“欲寡其过”发展成“六十而化”。前者有改过从善的道德意味，后者则消解是非善恶随顺而行。赋予了蘧伯玉浓郁的道家与庄学意味。充分体现了庄子“用剽剥儒、墨”、“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学术旨趣。
关键词：蘧伯玉；庄子；孔子；君子；
春秋后期卫国大夫蘧伯玉，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多以君子形象出现。《论语》中孔子赞曰“君子哉蘧伯玉”(《论语·卫灵公》)，对其君子之风颇多赞誉。《史记·孔子世家》载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䲡，有“卫多君子，其国无故”之叹，列其为卫国诸君子之首。《礼记·礼器》论礼乐，蘧伯玉有“君子之人达”一语，可见其人亦时时以君子之操自警。南宋罗大经也说“伯玉可谓真君子矣”(《鹤林玉露·丙编·卷一》)。从这些记载看，蘧伯玉的君子形象深入人心。其人其事尚散见《左传》《庄子》《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列女传》《新序》等先秦两汉古籍。借由这些记载，虽未能完整复原其生平事迹及思想，但也可依稀想见其为人风范。
在这些典籍中，颇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中蘧伯玉的两次出场。众所周知，庄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说继承了老子之学并做了较大拓展，其说乃是“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这种认识下，儒家“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庄子·天下》)的君子，在《庄子》中往往被置于批评的位置上。《人间世》中说“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即在天人视域下消解了君子这一儒家的重要伦理角色。《马蹄》也指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田子方》中更批评“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些地方都体现出对“君子”的不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传统意义上“人之君子”的蘧伯玉，在《庄子》中却并非“天之小人”，而是以有道者的正面身份出现。这一方面固然可说是庄子“寓言”的写法，但这两次出场却也与真实的蘧伯玉，尤其孔子眼中的蘧伯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只是又被庄子赋予了一些新的理念。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孔、庄两家对历史人物不同评价所体现出的各自思维特点与价值取向。下文就此展开探讨。
一、从“卷而怀之”到“形就心和”蘧伯玉之所以为“君子”，据《论语·卫灵公》载: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孔子深许蘧伯玉为“君子”，因他能在仕宦中始终认清政治清浊，并灵活权变，适时决定出处进退。政治清明之时，出仕行道求其用；晦暗之时则主动退避出走求其隐。所谓“卷而怀之”，包咸解释说“谓不与时政，柔顺不忤于人”1。皇侃说“进退随时，合时之变”(《论语集解义疏》卷8)。朱熹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故曰君子”2。孔子又说: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蘧伯玉也可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也就是孟子所谓“士穷不失义，道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对蘧伯玉的这种评价，应该是在相当了解其人后做出。据《史记》，孔子周游列国适卫两度“主蘧伯玉家”(《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二人过从甚密，“严事”语甚至有“师事之”的尊崇味道。《白虎通义》卷4载:“孔子师老”。孔子本人常陷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能进而不能退的困境中。故对蘧伯玉之行颇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赞叹。
而进一步看，孔子的评价也有文献可循。《吕氏春秋·召类》载: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
由此可知蘧伯玉曾仕卫并居相位。卫国虽为小国，受晋国等大国压迫，但在蘧伯玉主政下，众贤人在位，一切井井有条难以侵犯，遂使赵简子放弃偷袭计划。《淮南子·泰族训》也载:“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这两条记载可为了解“邦有道则仕”一语提供稍微详尽的背景知识。此或为蘧伯玉晚年之时，其时孔子客居卫国，故得亲见蘧伯玉仕卫治迹之盛。
而关于“卷而怀之”，据《左传》载卫国曾两次发生内乱:
(孙文子)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如愈乎?”遂行，从近关出。(《左传·襄公十四年》)
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第一条是孙文子逐卫君，第二条则是宁喜弑君。此皆为蘧伯玉早年中年之事，钱穆说襄公十四年(前年)其人“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当三十”3，有一定影响力。他在两次内乱的关键时刻，被叛乱者征询意见时都未参与合作，而是迅速就近出亡。杜预注“从近关出”，曰“惧难作，欲速出竟”4。这又可为孔子所说的“卷而怀之”做生动的注脚。那么“卷而怀之”，是之何处呢?《说苑·复恩》载:“蘧伯玉得罪于卫君，走而之晋。晋大夫有木门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卫君赦其罪而反之。”可见蘧伯玉确为避祸转徙异国，其中至少有一次亡至晋国的经历。
结合各处记载，可知孔子对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评价并非虚语，相当程度上概括了其人的行事特征及经历。明确了这一点，再转过来看《庄子》中的蘧伯玉形象，并进一步与《论语》进行对比。《人间世》载: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人间世》列内篇之四，其主旨郭象说乃是“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变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5。即在纷繁的人世间，如何在不退场的前提下，通过自我角色定位、心理调适适应现实各种挑战，从而避祸远患。而这一篇尤其
转载请注明:http://www.dihaoqc.com/zztj/183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