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思想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作为外来思想的佛学在与魏晋玄学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中，在中国立稳了脚跟，以致一度出现玄佛合流的局面，为其后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

“玄佛合流”，顾名思义，是指思想史上魏晋玄学与佛学“合流”的一种现象。围绕玄佛合流，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比如玄佛合流发生的具体时间，多数学者认为在东晋，余敦康就说：“清谈名士接受般若思想是在西晋中叶以后，到了东晋初年，才形成了一股佛玄合流的般若学思潮。”洪修平则认为，“两晋时期，大乘般若学在玄学的刺激下得以大兴，并与玄学合流而出现了六家七宗等众多的学派”，既承认玄佛合流局面出现在东晋六家七宗等众多学派涌现之时，也倾向于从学风的角度，将玄佛合流理解为发生在两晋时期的一种历史进程。应当说，两种观点各有道理，关键在于如何定义玄佛合流的性质。如果将玄佛合流定义为一种断代性的特定局面，则发生时间以六家七宗涌现的东晋为是；如果将玄佛合流定义为一种持续性的发展过程，则发生时间可以从晚于佛教传入中土的玄学诞生之时算起，直至玄学的终结。

关于玄佛合流的分歧，还体现在“玄”“佛”相互关系的理解方面。汤用彤说：“玄学的产生与佛学无关，因为照以上所说，玄学是从中华固有学术自然的演进，从过去思想中随时演出‘新义’，渐成系统，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的关系，易言之，佛教非玄学生长之正因。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人士所接受。不过以后佛学对于玄学的根本问题有更深一层的发挥。所以从一方面讲，魏晋时代的佛学也可说是玄学。”很多学者的观点则与此相反，着重指出佛学对玄学的影响。郭美星《试论“玄佛合流”的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意义》分析指出：“‘格义’之风的出现，早于魏晋玄学的诞生。而佛教般若学是印度大乘佛教空宗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其经典依据则是《般若经》。

佛教《般若经》的传译早在东汉末年的支娄迦谶就开始了，后来经过支谦、朱士行、竺法护等人的继续努力，流行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般若学思想已基本上介绍到中国。所以，当近代有学者提出魏晋玄学的诞生是受到过佛教般若学的影响的这一说法是有可能的。”王晓毅更在《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一书中，通过对何晏《无名论》的考察，比较当时翻译佛典与《无名论》中所涉关键词汇的异同，试图从中寻找佛学影响玄学的证据。事实上，广义地看，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玄学的发展，还是佛教般若学的发展，相互之间发生影响是长时间客观存在的。所谓“玄佛合流”，正是概括了这种玄学与般若学相互影响的状态。

在玄佛合流的过程中，有一个学术现象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对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两部典籍的重新注释、解释和辩难，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这在以往并未引起学者们特别充分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dihaoqc.com/zzpj/205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