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与曾洪易的两种人生

---------------------《庄子?秋水篇》读后感

一、庄子两难问题：什么是一个人的天机？

从《庄子内篇》，我理解庄子的基本人生观，无名无功无己。即超越功名利禄，才能获得潇洒、自足的人生。

但把庄子的这种人生观放在现实中时，人们马上会发现：当我们不以功利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失去了行动的动力。挣钱养家、娶媳妇生孩子，考学升级，不为这些功利的事情奔波，人生还有什么动力呢？

由此，我陷入了解读的两难。

最近在读《秋水篇》，我又重新获得了灵感：

抛却功名利禄的追求，人的行动因循的将是一种发自本性的“天机”，是一种内心的冲动。比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冲动，他没想过要写作此书为家族遭遇喊冤鸣不平，也没想过写书换钱，更没想过自己会因此书而不朽。一个人躲在北京西山的破屋子里，只是喷，不喷不快。

但有人又问了：我看到美女流鼻血，也是发自本能的原始冲动，为此而不管不顾地追求美女，算不算庄子所说的天机呢？

如果不算，二者又有何区别呢？

在《秋水篇》里，有“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一段寓言，实际上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是寓言，但却实有其事：

孔子早年有志于学，看到周礼，心向往之，想学之，用之，澄清天下。这是一种伟大的志向，但是却未必纯正，也许含有追求“牛逼”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不少。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面记载，老子曾经敲打年轻的孔子说：“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孔子直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以后，才大概明白了老子的意思。不再在乎能不能澄清天下了，“生死有命，富贵（道术能否传承）在天”了。

这个寓言启发我们，什么算是一个人内心的“天机”，实际上可能需要自己的一生来澄清。

一个人究竟是谁？究竟想要什么？往往需要经历人生的磨砺，遇到事情了，本能的选择，才是你真实的自我呈现，真正的天机。

古人的心境和事业或许太隔膜。下面我找两个现代人的案例，增广一下大家的见闻。

一个是粟裕，另一个是曾洪易。

二、两个现代人物的人生：粟裕与曾洪易。

1、战神粟裕是怎样炼成的：

在整个共产党建国战将中，粟裕的战绩仅次于林彪，但以他所处的环境之恶劣和抓战机之胆大心细，似乎还在林彪之上。可谓一代战神。

但是他为人向来低调，解放后又没有得封为元帅，且自己不仅不闹情绪，甚至主动推让。引起了一代军迷的很大好奇心。我也是基于这种好奇心，读了《粟裕回忆录》，以下是我的一些转录和读后感：

粟裕出身于湖南会同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长工，而正是这个叫做阿陀的长工，给他幼年时代种下了尚武的种子。粟裕的回忆录是风烛残年的时候写的，老得自己都不能执笔了，却偏偏记下了长工阿陀对他幼年的启蒙：一个是行侠仗义，再一个是直接教他练习各种武功。

粟裕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上了乡下的学堂，再后来又闹着要去城里读洋学堂。这一点和毛泽东也是一样，但是粟裕家乡下闹土匪的经历，却让他从单纯练武来行侠仗义，转向了想拥有一只正义的军队来行侠仗义。

在县城学堂里，粟裕是个好学生。但是让他记忆更多的，却是和县城里的学生一起对抗县里的欺男霸女的驻军的事情。

然后粟裕又到了地方的一个大学校------常德第一师范，走的路子几乎和毛泽东非常相似。但是在这里，粟裕并没有像毛泽东一样，盯着地球仪，对拿破仑、华盛顿一类的帝王豪杰感兴趣，而是又和穷孩子一起，与富家子弟组织的体育会杠上了，双方打得头破血路，还出了人命。

粟裕后来参加了青年团，最后为了躲避被军警捉拿，粟裕跑到了武汉叶挺独立团麾下的军队，进了教导连。教导连的训练实际上主要以体力训练和军事养成为主，军事理论教的很少，训练又辛苦又乏味，但是粟裕在其中却乐此不疲，而很多人却因为吃不了苦而跑掉了。

年国民党清共，很快让粟裕有了战斗经历，一次面对强敌，军队眼看撑不住了，快要垮掉，叶挺将军来前线坐镇，很快以少胜多。这让粟裕感受到了什么是将军的应有的气度。

但是部队还是失败，于是粟裕又跟着共产党控制的这只军队，南下数百里，到了南昌，在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这次著名的起义中，粟裕实际上没有参战，而是负责警卫，看守军队的仓库，随着起义的失败，他跟着部队南撤到了潮州，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又是行军，这次则是每人带着30公斤的辎重，顶着八月盛夏的骄阳，行军一个多月，很多人中暑死掉了。

到了潮州，才刚刚站稳，向东发展，又遇到了粤军的精锐部队，在汤坑，又被打败了，于是又紧急向粤东北闽西南的武平撤退。于是，粟裕遇到了真正的考验。

需要说明的是，粟裕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实际上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时髦，或者说是迎合革命热潮。这种热潮是建立在国内青年对辛亥革命以来北洋军阀统治以及逐渐兴起的军阀混战的强烈不满的形势下兴起的，并很快凝聚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为核心的北伐军中。

北伐军的胜利，当然也就鼓舞着粟裕这一类年轻文化军人的革命志趣。但是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作为共产党一方的军人，开始转入艰苦而又没有希望的斗争中。于是，真正考验和磨砺战神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粟裕所在的这只革命军残部，从武汉到南昌，再到潮州，再败退到北部穷山恶岭，沿路遭受围追堵截的时候，真正的考验绝不仅仅是流血牺牲问题，而是长期的艰苦、劳累、忍饥挨饿，以及毫无希望的撤退躲闪，那是比流血牺牲更加消磨人的意志的。在此过程中，粟裕曾经因为受伤，被连长舍弃了，但是他自己没有乘机掉队，反而又追上了部队。

在这个过程中，粟裕第一次遇到了朱德。朱德大概是粟裕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这只军队在粤东北、闽西南、赣南一路转折南征北战的时候，朱德作为实际上的指挥员，教会了他很多东西。不是手把手教他，而是粟裕自己看着琢磨出来的。

后来，朱德陈毅领导的这只南昌起义残部，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在井冈山会师，粟裕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后来的中央苏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粟裕是个连长，从井冈山到江西瑞金，再到五次反围剿的战斗，粟裕全部参加，并且一直琢磨着朱毛的游击战法，也逐渐锻炼成长起来了。

粟裕真正有机会独挑大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王明路线控制的中央红军，指令粟裕所在的寻唯洲部（粟裕为参谋）第七军团，组织北上抗日先遣团，向皖南进发。而中央的实际意图，是让他们分散国民党的围剿军队，然后主力部队可以向西南方向突围，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结果粟裕所在的第七军团成了孤军，而且中央还给这只孤军安插了两个执行王明极左路线的搅屎棍子：乐少华和曾洪易。而真正的军事指挥官寻唯洲和粟裕等人却没有领导权。

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第七军团和方志敏的闽北地方军队全部遭遇了失败。方志敏被捕被杀、寻唯洲牺牲、乐少华负伤、曾洪易被免职。

作为第七军团残部的粟裕，从此有了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移动到浙南发展。粟裕带领的部队只有四五百人，在蒋介石的老巢浙江，受到蒋介石嫡系军队和地方民团的重重围剿。语言不通，缺少根据地支持，山高水深。但是粟裕用自己学到的朱毛的游击战法，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有巩固发展。坚持了三年，直到西安事变才结束。

等到从浙西山区出来的时候，粟裕带的队伍还是四五百人，但是已经是精兵强将了。

再后来，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分为四个纵队，粟裕是其中一个纵队的司令，手下有大约两三千人马。用这些人马，粟裕按照上级要求，在苏中地区坚持抗战5年。

真正让粟裕一战成名的，大概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消灭国民党精锐整编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而真正让粟裕的事业达到顶峰的，则是中央把二野、中原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全部或者一部，全都交给粟裕，而几个德高望重的或者至少资历与粟裕相等的元帅大将，全都靠边站，看着粟裕一手指挥打淮海战役。

这一仗，据说连林彪也佩服。林彪说：我只有在庙算有大部分把握取胜的情况下，才敢下决心打，而粟裕仅有五成把握就敢打。

但是我感到在粟裕的回忆录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后来这些让其成名立万儿的战役。而是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和在苏北五年抗战的经历。

共产党的军队，向来都处于弱势，一直都是从弱势中生存发展出来的。所以，全国各地的根据地游击战，敌后游击战，运动战，没有一块地方，没有一只军队的战斗是轻松容易的。

光是红军时期，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军队，据说就有好几十股，而粟裕领导的浙南根据地游击战，只是其中之一；至于抗战时期的苏北战场类似的艰苦环境，也未必比山东、华北、山西战场更艰苦。

所以我不想去比较粟裕是不是特别突出，特别优秀。我只是感慨粟裕所经历的这些东西：

就是，总是在夹缝儿里面，在穷山恶水里面，在山穷水尽之处，求生存，求发展。你能感到他在回忆叙述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情绪波动的痕迹，而只是在导引着你，跟着他去思索，面对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困难，和随时降临的危机，如何能找到逢生之路。

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沉入感。

粟裕在总结其领导的苏北战场的战绩时说，这实际上还不如浙南三年艰苦。但是，苏北地处平原，水陆交错，除了日军重兵屯兵把守水路交通要道和大城市以外，又有国民党军、伪军占据县城和镇子，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挤得水泄不通。这和红军时代的荒山野岭搞红色根据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粟裕却硬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出一片天地。但粟裕却说这还不如浙南艰险。

在你沉入这些战争的细节以后，会有一种感觉，经历这些而磨练出来的灵魂，对于后来的孟良崮战役，以及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就不算什么了。实际上，不知为何，在粟裕回忆录里面，根本就没有讲淮海战役。

而在这当中，我还体悟到的一点是：庄子讲不用智巧，老子也讲不用筹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按道理来说，打仗最需要筹划，最需要机变。但是当你沉浸于粟裕在三年浙南和五年苏中的抗战过程中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不是什么军事筹划，而是粟裕的一颗沉潜的心，如庖丁解牛一样地，在贴着“牛”的纹理进刀。

你可以明白什么叫做循理而动了，或者说循着天机而动了。

2、曾洪易其人其事。

在读粟裕《回忆录》关于第七军团转战闽北的过程中，高层政治委员乐少华、曾洪易，这两个人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两人都是留苏回来，经上海中央委派进入中央苏区，两个毫无战争历练和经验的书呆子，但是忠于王明极左路线，而且当时红七军团里面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掌握在他们三人手里（还有一个是刘英，是江西苏区本地培养上来的政工干部），而真正懂得打仗的寻唯洲军团长，和粟裕参谋等人，则没有决断权。

粟裕对这两人的愤懑是，不管不顾实际情况，不懂战争规律，只管忠诚地执行极左路线，招致第七军团在闽北地区的全面失败。

其中，回忆录说曾洪易的是，这个人极度怕死，说了好几次。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想看看这人的履历和命运，因为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结果一查，居然查出个奇葩来。

曾洪易是江西万安人，比粟裕还大两岁，年生，家境也和粟裕差不多。早年也是读书，一直读到省城南昌第一师范，在这里参加了共青团，并且领导了学生运动。但是和粟裕不一样的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前的年，曾洪易因为学潮被开除，然后被共产党组织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认识并交好于王明。

下面接着说这个曾洪易，他算是更低一级的王明亲信。实际上他在年，首先被派往方志敏创建的闽北苏区，剥夺当地领袖的领导权，瞎指挥，还参与了肃反，错杀了很多重要军政干部，使得闽北苏区遭受了严重的挫败，被闽北地方干部指斥为闽北害虫。

大概是年，中央苏区和闽北苏区联络打通以后，曾洪易曾经到中央苏区任职，等到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候，又被任命为红七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和乐少华一起形成拥有领导权的三人团之一。

在年以前，曾洪易的表现不得而知，但从其个人轨迹来看，到此为止，此人一直没吃过什么大亏，也没经历过什么险境：

年曾洪易闹学潮被开除的时候，距离国民党血腥镇压共产党还有两年，他就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

年曾洪易回到上海，受王明指派到闽北根据地的时候，上海中央还算能够立得住脚，上海中央党部直到年才因为叛徒告密而遭受灭顶之灾。

-年间，闽北苏区和中央苏区已经结束了前期的迷茫和混乱，站稳了脚跟，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反围剿总是胜利，革命形势不说一片大好，但是起码处于主动地位，曾洪易在这期间，作为中央下派的高级政工干部，应该混得顺风顺水。

但是到了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曾洪易大概是第一次赶上了真正的人生逆境：中央苏区不得不战略突围，大树倒掉了。而自己更是被中央主力甩出去，被派遣去领导一只孤师偏旅（第七军团），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扔出去吸引饿狼的肉包子，而自己成了肉包子里的一块肥肉。

正是在这个时候，曾洪易和粟裕有了交集。粟裕说来说去就是说这家伙非常怕死，想跑。

实际上，第七军团在闽西闽北辗转不久，就逐渐陷入绝境。曾洪易的主张则是，不要再坚持什么斗争了，更不要去皖南了，而是直接去闽北，等着找机会从那里转移到上海白区去。也就是逃跑路线。

他的方案，受到了当时直接领导他们的中央分区（主力红军转移以后，留在原地的军区）最高领导项英的严厉斥责，并且被停止领导职务。

停职的曾洪易后来又被安排到闽北一个县里去发展游击队，结果曾洪易在路上和随员失散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七军团被打散以后，他单独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跑到半路，把老婆孩子扔掉了（让娘儿两个自己摸回江西老家去），自己则隐姓埋名，从闽北辗转到了上海。

在上海，曾洪易找党组织没找到，生活无着，结果一个旧日同事（也是留苏的同学），拉他去了南京的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这是国民党办的，接纳愿意为国民党做事情的留俄学生的机构。

于是从那里开始，为了糊口谋生，曾洪易开始在国民党机关里面混，先是当国民党游击战培训学校教官，干了一个月不想干了，又去江苏省政府当视察员，薪水不错，还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又去给航空部的俄国援华空军当翻译，据他回忆说跟着吃俄国大餐，很爽。

后来又跟着国民党逃到了重庆，在航空部当翻译，主要从事编译俄文资料。但是这家伙身体不好，生病，失业了，又受老乡接济，后来又去国民党外事局当翻译。

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人家都下山摘桃子了，不知为何，曾洪易却没混出名堂来，又回老家江西万安了，还带了个四川老婆回来。但是四川老婆没多久就又跑回重庆去了，据说是嫌他家境贫困。

回到万安老家以后，曾洪易也没有对外透露自己在外20多年的经历，只是说在外读书，谋生。还受到县中学校长同情，让在县中学任教，但是教课不好，又多病，又被辞退了，只好在家开诊所度日子，但他医术平平，生意寥寥。

然后，直到年，听说共产党已经打进江西北部的时候，曾洪易的高潮来了：

他忽然给人吹牛说，自己曾经做过共产党的大官，曾经和方志敏一起共事过。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学校教员撺掇他去参与组织县里的迎接共产党的队伍的活动，他去了。又请求接管县中学的共产党校长聘任他，校长对他一顿好言安慰，还答应他进一步给他安排。

结果，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并很快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注意，决定对他进行诱捕，先是骗他去吉安市，他欣然前往。到了吉安市，人家问他的情况，他说完以后，又请求组织给他安排工作，照顾他的困难。

市里又骗他说省里领导要见他，他更高兴了，又欣然去了南昌市，人家让他说自己的事情，他说完，又提出请组织安排他，解决他的困难。

省里又把他骗到武汉，然后很快转到北京，关押了起来，预审。

然后，高潮的高潮来了。

北京预审处要求他交代问题，其中重点是：第一，他在闽西工作的情况，和对闽西失败应负的领导责任；第二，他在抗战期间，在国民党中的问题。

结果这家伙把自己的责任推个一干二净，而且说给国民党做俄文翻译，都是为了抗战做贡献。

然后，又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请求，下面我把这些请求不厌其烦地写下来：

第一，希望组织恢复他的党籍，安排他的工作。

第二，希望组织安排他去做中国驻苏总领事，还推荐另一个和他一起的叛徒为秘书。

第三，希望组织不要安排他在北京工作，因为北京气候他不适应，他有病。

第四，希望早点见到中央领导以便早日解决他的工作问题。

第五，希望组织发给他一些钱，以便他买营养品，因为他身体不好。

第六，希望组织帮他出版他随身带来的诗选《祖父行》、《世界名诗人诗选》，以便能得到一些稿费。

第七，如果以上不能满足，希望送他回老家，但是不要让公安局送。

第八，希望组织帮他找回他失散在福建多年的老婆。

然后，曾洪易被送到了北京军法处，再审。军法处又一次让他交代前述问题，他写了更加详细的材料，其中对于闽西问题，不仅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而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闽西当局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最后，军法处预备判他15年徒刑，并准备安排他在服刑期间做些俄文翻译工作。但是到了年抗美援朝的形势下，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又决定严惩反动分子，决定枪毙他。但是在临行前，他病死掉了，病因是严重肺结核。

本文引用参考文献的作者是江西省文史办的工作人员，对曾洪易晚期这段令人拍案惊奇的表现，不无温情地推断曾洪易后期可能是得了神经病。但是我觉得，从曾洪易为自己辩解的情况来说，怎么可能是精神病？！

这位作者又说，很多比他罪恶严重的人，都获得了组织的宽大处理，甚至还当了大官。意思不是说党对曾洪易太苛刻了，而是说，曾洪易临终前这些奇葩的要求，属于当时代可以理解的要求。

而我想说的问题恰恰在这里。曾洪易这个人物之奇葩，就奇葩在这里。

光看曾洪易的最后这一段，人们或许会感觉曾洪易是一个极端幼稚的人，但是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个极端投机的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不妨就利用上述简短的情况介绍，来分析一下这个人：

首先，不要高估他早年参加共青团闹学潮的事情，在年代上半期，信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甚至脑子发热去参加各种党团组织，曾经是全国广大小资青年的一种时髦。这对粟裕是如此，对毛泽东是如此，对曾洪易也是如此。

此刻可以脑补一下当下的香港废青，只要没有什么真正严峻的考验，不需要付出太大个人代价，你是无从查考他信仰的真诚度的。虽然他被开除了，但是却因祸得福，被选派去了苏联，吃上了洋面包。也幸运地躲过了年的白色恐怖。

其次，年，他回国了，但是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去的，根据地生活虽然艰苦，但当时各根据地处于上升期，他还可以身在其中，享受当大官整人的威风。

但是，到了红军大失败，战略大转移，而自己被甩出去领导一只毫无希望的孤军的时候，真正的考验到了，曾洪易也马上露了原型。

为了自己逃跑，他给第七军团设计了一条逃跑主义路线，受到上级斥责并就地免职，但他还是逃跑了，中间还把自己的老婆和幼女给甩了，在荒郊野岭中，让其自己回千里之外的老家。

到上海找党不成，就接受国民党的招安，他很精致地隐瞒了他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在国民党的机关里面，也是掂轻怕重，净想着少出力气多拿钱的好事。

在国民政府混不下去了，才回到老家，对二十年来跌宕起伏的历史，尽量隐瞒。直到共产党胜利了，才忽然说起自己曾有一段得意的历史。

可见这人脑子一点儿都不傻，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有的“内在冲动”，他一样都不缺。

唯一不正常的是，他听说共产党坐了江山，居然异想天开，以为时来运转，想跟着再混吃混喝。

如果别人有他前半生的经历，会怎样做呢？

作为留苏五年、又在党内当了五年政工干部、亲手搞肃反的人，按理说应该不会不知道共产党的纪律、作风、和手段。

要是换个人，要么闻风而逃，要么呆若木鸡，即使是想再次混入革命队伍，也总得提心吊胆地精心乔装打扮一番，而不是像他这种，对完全可以直觉到的危险毫无感觉，净想着吃俄国大餐的美事儿。

这绝不是曾洪易的晚年算计失误，而是应了庄子的话：“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3、总结：

孔子说：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按照孔子的这个序列，则一个人从事一项事业，可以按照沉入程度，而分为三个层次。而执着于功名利禄的人，大概处于这里的“学之者”的层面。

那么，又是什么妨碍一个人进入“好之”乃至“乐之”的进境呢？

就是嗜欲。曾洪易在整个的人生旅程中，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沉入过自己所参与的事业，他眼里看到的永远都只是：留学牛逼、整人威风、吃俄国大餐超级爽。

满脑子充塞的都是这些东西的人，不仅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真正的认知和投入，而且对中共党内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也失掉了感触。

他在北京候审时期还能写出闽北斗争的各种失误，而且还能说得和方志敏差不多，可见这个人智商不低，而且还有“学问”，问题是驾驭这些“学识”的东西，不是粟裕的那种“天机”，而是“俄国大餐超级爽”。

粟裕的内心冲动，和曾洪易的内心冲动，正好是两个极端。世界是一样的世界，就看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来统摄这个世界？

庄子说：得天机的人，能察乎安危、谨于去就、安于祸福。

其实，从相学上来说，曾洪易就是个小文人的材料，尤其是在20多年的经历以后，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也证明过自己了，身体又多病，能隐姓埋名，苟且偷生，是他最好的归宿了。但他偏偏经不住他人的劝诱，为天下笑。这就是不能察乎安危，谨于去就。

粟裕的沉潜，是从早年一直磨砺出来的沉潜。什么是他的去就？在早年叶挺训练团的艰苦训练中，在从武汉到南昌再到潮州的行军路上，在从潮州向粤北山区无望地败退转移的路上，本能的选择，给出了答案。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人，只有在经历磨难的时候，经历危机的时候，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这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天机、本心。

安于祸福，就是粟裕的浙南三年、苏北五年。尤其是那个浙南三年，成百上千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处之淡然。

当然，从功利者的角度来说，粟裕这种成天提着脑袋做事，又是不是点太不值了。这就要说到庄子关于生命之欢愉标准：请看下面的《至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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