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经
冷禪于庚子年五月十九日长安
“悟臻山房”书写完《南华经》全片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道家经文.到了汉代以后,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因此《庄子》亦称《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原有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大小寓言二百多个.其中,内篇为庄子思想的核心,有七篇;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该书保罗万象,对宇宙大道、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生命的价值、道德的标准等,都有详细的论述.
庄子全书以超越精神、博物审美、批判思维为其特色.成玄英云:庄子“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故王叔岷先生认为,研习庄子当“破除内外杂篇观念.”
庄子曾说:“贫也,非惫也.”相比物质生活的丰足,庄子更重视精神生活的自由,他希望能超越世俗,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的境界.其笔下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他心中美好人格的化身,他们都拒绝和世俗同流合污,都摆脱了世俗的羁绊,不问名利,不惧生死,畅游于绝对的精神世界.
庄子的哲学观、人生观、生死观和其所在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杀伐四起的战国时期,百姓苦不堪言.庄子试图找到摆脱苦难的办法,他虽然没有从政为官的想法,却很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指责诸侯君主利用仁义危害百姓,他将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法当作天下大乱的根源,而在批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同时,他大力推崇无为之治,十分向往宁静朴拙的古代.
庄子的文章不仅极富思想性,还有很高的艺术性.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数庄子的成就最高.他的文章瑰丽奇美,富于幻想,即便是描写平凡小事,也能写出排山倒海的气势.南宋文学家刘辰翁称庄子“不随人观物,故自有所见”.庄子在文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擅长运用比喻、寓言,他因事譬喻,随物赋形,寓中设寓,同时又文清奔放,行文多变,将恣意飞扬的文风和张扬的想象力、深沉的思想完美交融.
内篇:
“逍遥游”是没有拘束、悠闲自得地畅游于自然和社会的意思.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有其所依赖的东西,高飞的大鹏、浮游的尘埃、御风而行的列子,都不能做到真正的“逍遥游”.庄子理想的“逍遥游”是“无所待”,即如篇中所写的“乘天地之气,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的“神人”.神人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也不凭借任何外力而自由自在地在自然和社会中畅游.这种哲学和人生观带有唯心的、虚幻的色彩.
“齐物论”体现了庄子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基本观点.所谓“齐物论”,就是讲论宇宙万物齐一和是非相对.庄子认为,客观存在的万物本是不分彼此的,也是虚无的.这是本体论上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与此相应,在认识论上,庄子认为事物的彼此,认识上的是非,都是相对的,并无根本的界限,因此应停止有关是非的争论,做到忘我,做到无是非,用明镜之心去体认万物,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境界.
“养生主”即指养生之道.主,指主宰者,即道.庄子说的这个养生之道,就是“缘督以为经”,意思是不要为善去求名,不要因做不好的事而遭受惩罚,顺乎自然之中道,就可以“保身”“全生”“尽年”.他以庖丁解牛为喻,指出应当“以无厚入有间”,避开一切矛盾冲突,使自己在纷繁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庄子这种人生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即顺乎自然天性,听任命运的安排,不要认为地什么.这种人生哲学有一定的消极性.
“人间世”,即人间的社会.讲的是人的处事哲学.庄子认为他所生活的是一个“仅免刑焉”的充满危险和灾难的社会,处在这样的社会,处事最要紧的是保全自身.庄子提出“心斋”以忘我,主张游心、顺世代争,阐述了有用的害处和“无用才是大用”的道理.“德充符”是指道德的充实完美.文中先后写了王骀、叔山无趾、申屠嘉、支离无脤、瓮?大瘿等形体残缺而道德完美的人,说明人的外形的残缺与完整都是次要的,只要人内在的道德充实完美,即使形体残缺丑陋,也是有价值的,有吸引力的,人们要忘掉形骸而求取道德.这是庄子无为无己打哲学思想在道德问题上的体现.
“大宗师”是论道和真人道的境界,所谓“大宗师”有二解,一是宗大道为师,二是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庄子认为道生万物,道主宰天地万物,人与自然是合一的.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存,神鬼神帝;先天地而生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所以只有真人才能认识道.真人忘掉自身,忘掉生死变化,忘掉一切才智,和道融为一体,由此拥有“安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相忘的生活境界,遵从命运的安排,融合于道中.庄子的这种本体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观能动作用.
“应帝王”本篇说的是帝王治理天下的问题,表现了作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文中的六个故事都是寓言,庄子借此以论理.庄子为政当无治的政治观,基本上是继承老子的“无为而不为”的思想而来的,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是这种政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正对当时日益膨胀的君王权力而发的,不无合理的因素.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以君主官僚为主体的政治本身就是天下的一大祸害,无论它打着什么旗号.
外篇:
“骈拇”以篇首二字名篇.外、杂篇的题目大多如此.本篇主旨阐扬人的行为应当合乎自然,顺应天性.而滥用聪明、矫饰仁义的做法,都如同生理上的“骈拇枝指”一样,并非出乎自然,而是道德上的邪门歪道.在作者看来,所谓的仁义智辩以及为名、为利、为家、为天下,虽然名目不同,却都是违反和伤害人的本性的,不但无益于人类社会,反而是有害.人类应该摒弃仁智,回复自然,这样才能停止纷争和罪恶,从而实现老子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
“马蹄”的主旨是主张自然放任,无为而治.作者认为,仁义礼乐之类,是残害人类自然天性的罪魁祸首,原始时代的淳朴无识才是人的本性,应当恢复人的这种本性.这种观点有复古倒退的色彩,但也含有反对人为礼教,崇尚自由天性的精神.
“胠箧”本篇的主旨是主张绝圣弃智.“胠箧”是开箱的意思,取篇首二字为篇名,作者认为,圣人与智慧都利于盗贼,盗贼利用圣智仁义取扰乱天下,所以要灭绝圣人,弃除智慧.这种观点否定了人类智慧与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是片面的.文中对社会弊端的批评,不乏尖锐深刻之处.
“在宥”主旨的是反对人治.主张一种以人性自然论为基础的无为政治论,所谓“在宥”,即自在宽宥之意.作者认为,一切人为的治理天下的行为只会给天下人带来灾难,为君为政者应无为而治,如此才合于天道.
“天地”讲的是为君之德.作者认为,君为万众之首,君德就是天德.为君者应以德为本,无心无为,让一切成于自然,从而成为天道的体现者.君德即天德.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对后世以人力治世的君主如夏禹、周武王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天道”本片从天道论及人道,旨在阐述虚静无为的思想.作者认为,虚静无为是“万物之体”.人世间的帝王应2效法天道,无为而治.但同时,作者又认为天道和人道都有尊卑先后,人的伦理秩序有存在的合理性.其思想前后有些矛盾.
“天运”主旨在说明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所谓“天运”,即自然的运转.作者认为天道在不停地运行和发展变化,应当顺应之.而三皇五帝和忠孝仁义都是背离天道的陈旧之说,故不可取.这种强调发展变化、反对儒家等学派中保守落后一面的观点,带有朴素辩证法的特点.
“刻意”的主旨论养神,所谓“刻意”,即雕砺心志之意.作者对世间游学、为官等人格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理想的圣人之德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之从之”,只有保持心性的淳朴,才可以达到真人的精神境界.
“缮性”主旨论修心养性,所谓“缮性”即修身养性之意.作者认为社会发展之后,道德日益沦丧,所以要进行道德上的修养,人要“以恬养知”,即以内心的恬静来涵养生命的智慧,而不要步俗学之后,“丧己于物”.
“秋水”与《逍遥游》的意旨有一致处,认为人应听命于自然,认识宇宙的宏大和无限,认识一切事物的贵贱、是非的相对性,由此获得自由.其思想基调仍是消极无为的哲学,但其中“物无贵贱”,“道无终始”以及物质世界在时空上有相对性、多样性的观点,多少具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色彩.
“至乐”论述的是有关人生快乐和生死态度的问题,所谓“至乐”,即是最大的快乐之意.作者通过若干事例说明生老病死是自然变化,不以人的忧乐为转移,只要将这些统统看破,摒弃世俗的忧伤,安于所化,就能达到至乐的境界.
“达生”主旨是养生,所谓“达生”,乃养生以畅达生命之意.作者认为生命为自然所赋予,人对它无可奈何,所能做的是使自己“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也就是说要看破生死,排除功名等杂念,调节饮食色欲,以求心地纯净,达到“神全”的境界,这样才算得上达生.
“山木”由若干寓言故事组成,主要论述生逢乱世的避祸之道.作者认为乱世多患,动辄受害,因此要淡泊名利,有忍让屈从之心,顺从天道,只有如此才能避开祸患.这样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与庄子生逢战乱多难的时代环境有密切关系,带有消极避世的倾向.
“田子方”以倡导“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的人生哲学为主旨,提倡纯真自然、无为寡欲的生活方式,同时对儒家学派推崇的圣智礼义进行了深刻地批评.
“知北游”意为知向北方游历.知,是假托人名.本篇以论道为主.作者认为道是万物的主体,它是虚无的、无处不在的;它产生万物,又支配万物.这是一种关于宇宙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杂篇:
“庚桑楚”的主旨是谈“道”.作者通过庚桑楚行道、南荣趎求道和老子讲道,阐述了“无有”“无为”的观点.作者认为:功名是有害之物,举贤任知就会导致人与人相食,所以尧舜的有为政治是万恶之源.他提出“至人之道”是要清静、弃智,诚己、无名虚心,一切以“无有”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达到天地万物的通而为一.因此,学道首先就要返归天性,像婴儿一样无知无虑、无得无失.一切顺随自然而不由自主,直至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这样就可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了.
“徐无鬼”是由十余个各不相关的故事组成,并夹带少量的议论.作者通过各个故事,讥讽诗、书、礼、乐的无用,指出当世国君的做法实质上是害民,只有“应天地之情”,才真正是“社稷之福”;指摘为政者的迷乱,批评了事事“皆囿于物”的人;认为天下并没有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阐述无为而治的主张;告诫人们不应有所自恃,哀叹世人的迷误;强调不用言语、返归无为的功效,指斥仁义是贪婪者的工具;批判了三种不同的错误心态,并最终阐述明了顺任自适的思想.
“则阳”的主旨是谈“道”,反映了庄子以道为核心的世界观.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变化万千,然而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运行的,这就是道.因此,道德纯正的圣人可以无心、无言、无为,只要返归本性,顺应自然,就可“得其环中以随成”.而当今的君主们,却往往丧失本性,追逐俗事,使作伪之风盛行于世,成为百姓犯罪的根源,为人所不耻.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和阐述道呢?作者认为世上万物“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道则包容了同与异.因此它反映在事物上是多样的,具体的,实的,可为也可说的,而它在本质上则是同一的,抽象的,虚的,不可为也不可说的.可见,道无处不在,却无法言明,真可谓“玄学”.
“外物”其主旨在于表达一切顺应自然之道而抛弃外物之累的主张.作者首先以“忠未必信”“孝未必爱”的事例,说明外物无一定标准,因此不可强求,强求则有害.接着“庄周家贫”“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儒以诗礼发冢”“老莱子之弟子出薪”等段落中,又说明外物往往是虚伪的,不可企求于它,得到者无心于外物反而成功,因此“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最后庄子告诉人们顺应自然,“心有天游”,无心于天下,无心于名利,以达到“得鱼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的境界.
“寓言”阐述了寓言、重言、卮言的作用、特点及运用的原因,这都是庄子论述自己观点的重要手法.在寓言、重言、卮言三种说法中,作者认为只有无言之言的卮言是最符合自然的,因为世上的一切“然于然”“可于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只有忘言,才有自然之理.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潜心修道.作者例举了五个寓言故事,说明修道要抛弃“勤志服知”之心,要“心无所悬”,要看破生死,要一切任之自然而不问其所以然,要态度谦虚,不可傲慢.这样就能达到与万物齐一,无所为,无所谓的至善境地.
“让王”是辞让王位的意思.在本片中,作者讲述了一系列辞让王位的故事,用以阐明其轻物养生、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思想.在“尧以天下让许由”“越人三世弑其君”等段落中作者提出“道之真以治身,其诸余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的观点,说明为权和利而危害身心,是一种不明轻重、本末倒置的表现.通过颜闔、列子、屠羊说等人不受接济、辞谢奖赏、拒绝为官的事例,作者宣扬了道者的安贫乐道,又通过原宪、曾子、空子等人在穷困境地中不同凡俗的表现,表明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至道者忘心”.
“盗跖”通过三段故事揭露了名与利的虚伪与危害.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就应放任心性,享受人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道者也”.指出君子为名,小人为利,君子与小人都是路货色.追逐名利,不但不能身心愉悦,反而会带来大灾大难.而顺应本性“就其利,辞其害”,自然可为天下称贤.知足无争,保养心性,才是安乐长生之道.
“说剑”指庄子为赵文王说剑一事.其内容与庄子的无为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作者以“文王喜剑”比喻统治者为政,例举了天子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三种为政的方法.说明“天子之剑”可统一天下,匡正诸侯;“诸侯之剑”可以顺应安民,威震四方;而“庶人之剑”只如同斗鸡的儿戏,枉绝性命而无所用于国事.庄子劝文王当为天子之剑而弃庶人之剑.只要“大王安坐定气”,即可无为而治.由此可见,本篇仍在说明为政当无为的道理,以无为而治就可达到统治的目的.
“渔父”以有道者渔父对孔子的礼乐人伦思想的批评,阐述了庄子学派崇尚自然、保持真本的思想.渔父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隐逸色彩.
“列御寇”主旨在阐述如何真正领悟大道.作者认为只有做到虚无宁静,随遇而安,生无为,死不葬,一切任其自然,才可以算得上真正懂得大道.反之,不甘寂寞,积极进取,甚至入仕为官,就会祸及己身.
“天下”指对天下各家学派(指先秦诸子)逐一进行了总结性的批评,从而说明庄周学派的理论是当时学术的高峰,因为它恢复了古代道术的面貌.作者认为道术是对宇宙人生本原作全面和整体把握的学问,只有“天人”“神人”“至人”“圣人”才能为之.道家以外的学派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都不完整,各有局限,因此他们的理论只能算是一方之术,而不是道.只有老子及其继承者庄周学派的理论才是真正的道术.全文持论虽有便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先秦学术的理论总结.
人心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而越来越复杂,
但生活其实十分简单.保持自然的生活方式,
不因外在的影响而悲伤痛苦,便会懂得生命简单快乐.
鱼活水中不知有水,人活道中不知有道.
——庄子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