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浩瀚的古代典籍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含义独特的数字，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阴数用六，阳数用九”等，焦延寿言“数者，易道所由成也。”可知这些数字代表了很深刻的易学文化。同时由于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数字的运用，所以这些数字就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三月三踏青，六月六看谷秀，九九重阳登高等。本文就《庄子》书中的一些特别的“数”进行研究，以理清《易》对庄子的影响，解读庄子笔下“数”的特别含义。
一、易学的发展
《易》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符号时期与文字时期，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只能依照简单的符号来表达意思，所以我们将其称为易的符号时期。《周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春秋左传集解》云：“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扬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就是说古人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后来慢慢的人们发明了简单的简易的符号文字，刻在兽骨龟甲或竹木之上。而作为符号形式的八卦，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史记·太史公自序》：“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虽然伏羲之人是否存在不一而论，但“八卦”作为这一时期文化的载体，是完全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化。
而后随着文字不断的完善，《连山》《归藏》《周易》先后于夏、商、周三代问世，由此开启易学的文字时期。由于在《周易》之前的《连山》《归藏》先后相继佚失，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在一些古人的断简残篇中，寻觅一点它们的踪迹，所以流传下来的仅有《周易》，《周易》也因此成了《易经》的代名词。就在这失传的时间中，易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卦由原来的八个，增加到了六十四个，并且出现了卦辞，开始与文字结合。据《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易纬》：“伏羲作易，周文增通，八八之节，转序三百八十四爻。”《法言》：“伏羲氏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以六爻。”可知文王根据八卦，将其演绎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给每一卦起了卦名，写了卦辞，其后文王的儿子周公，又为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作了爻辞，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此时的易，以符号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出现，开启了符号文字结合传承时期。
文王拘羑里，始肇《周易》之根基，周公继志述事，完成爻辞，从此易道通行于天下。其后孔子以天纵之圣，承天之木铎，潜心于易，纬编三绝，乃为易作传，以成《十翼》。据《易纬·乾坤凿度》记曰：“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经典释文·注解传述人》：“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隋书.经籍一》记：“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可知由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乃成《易经》，故《汉书·艺文志》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二、庄子与易的关系
由于《易经》经历三位圣人以成，是符号时代与文字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最古老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诸子学说的源头，几千年来它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道弥绝群言，可谓涵盖古今，莫能深识。而作为源头的易学思想，可谓是笼罩百家，贯穿儒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方向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庄子作为比孔子晚出生一百八十余年的人，在他的年代，《易经》早已普遍存在于当时天下，庄子自然也曾研读，而且在《庄子》中也曾多次谈到《易经》，如《庄子·天下》载：“《易》以道阴阳。”可知其思想必然也受到了易学的影响，故而在其书中多有体现。不单庄子，晚周诸子之学，也尽皆研读《易经》，学习其中内容，并各有所得，而自成一家，所以说《易经》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源泉。即然诸子之学皆脱离于易学，那么其学说就摆脱不了易学的影子，自然也就带有深厚的“数理”思想，所以要想深究诸子学说的本源，就不得不对易学进行深入研究。而对于易学研究，数理研究就是一个避不开的范围，所以对“数理”的研究，不单单是打开易学奥秘的钥匙，也是一把打开诸子之学的钥匙。
同时在庄学史上，有以《庄》解《易》者，有以《易》解《庄》者。以《庄》解《易》者，认为《易传》的构建基于道家老庄之学，《易传》的思维方式受道家影响颇深。如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中就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其中就有老庄宗，认为是由王弼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周易》开始。而以《易》解《庄》是宋明以至晚近庄子学的一支重要伏流，这其中又分以“象数”解《庄》和以“义理”解《庄》两种，宋儒王雱、吕惠卿，明儒焦竑、方以智，清儒王夫之、屈大均，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援《庄》入《易》，以《易》解《庄》。
三、何为数理
1、象与数
在易学的体系当中，象、数、辞是构成《易经》经文的三大要素，象、数属于符号系统，辞则属于文字系统，整个易学就是由这两个系统组成。以“象数”解易称为象数派，以“义理”解易被称为义理派，象数派是以研究文字未出现之前作为符号的卦爻变化，来代表天道变化，于是从中取象以研究，而义理派则是以研究由象数所衍生而成的“卦辞”“爻辞”“易传”为主。
《说文段注》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故周易用象为想像之义。”即是说，“象”是摹拟天地宇宙的变化之象。因为天地之道变化不居，是变化无形之象，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体会天地阴阳变化，拟诸其形容，而画卦，以象其物宜，而得易象。此即《说卦》所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系辞上》所云：“圣人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圣人将所见到的象，用形象化的符号作为表达，故而卦其实也就是象。所以“易象”主要是通过对天、地、人、物等形状的摹拟，象征自然变化与人事休咎，从而推求和印证某一现象与结论。如张其成先生言：“卦象是考天时察人事，通乎万物的依据，具有既象征天地日月星辰草木万物，天地阴阳，运转有无，又可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的功用。”简单的来说“易象”是指构成八卦的阴阳爻画，所组成的表象系统，及其所代表的物象、自然现象或自然形态，故《系辞上》载“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因为“象”意味着天地日月，宇宙万物的道体运转和变化规律，所以在先秦文献中，“象”甚至一度成为了《易》的代名词，如《左传·昭公二年》载：“见《易象》与《鲁春秋》”。《易传·系辞》更是明确载有：“易者，象也。”之语。
“数”并不是现在常用的数学，而是指“象数”。“数”《说文》：“计也。”本是数量、计算之义，本无其他高深玄妙的意思，到了后来开始纳入“天命”“命运”的含义。如《尚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孔注：“谓天道。谓天历运之数。帝王易姓而兴，故言历数谓天道。”可见在西周时“数”就已经与命运、国运等密切联系起来，此时数的计量性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而通神性却上升到首要的位置。这时的“数”在当时人眼里，不但具有计量的功能，而且已经成为沟通神人的媒介。如《说卦》中称：“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文》：“倚，依也。”即是依靠的意思，就是凭借“数”去考察量度天地。《系辞上》还讲：“极数知来之谓占。”就是说将数字的功能推演变化来预知未来的就叫占卜，将“数”赋予了神秘意义。
2、象数与数理
据《系辞上》载：“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焦氏易诂》亦云：“数者，易道所由成也。”可知在易学看来，“象”与“数”代表了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又据《左传·僖公十六年》载：“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卦，卦而后有数。”因为天地生成，万物各行其道，圣人观象而画卦，卦成中寄以数，人们则可以由数及卦，由卦及象，由象及天以观天道。是以在易学中，“数”实际上代表了一些特殊的“象”，如张其成先生言“‘数’即奇偶数，也是用于象征上下四方，日月出入、内外承变、阴阳变化的。”
也就是说，一些特殊的“象”我们常常用“数”来表达，故而我们将这种定性意义上的“数”称之为“象数”。通常以研究“象数”来解《易》的学者，通常将其称为“象数”派，同时对一些古籍中关于“象数”思想的研究，称为“象数”研究。而“象数”则是与“义理”相对而言的，就其根本而言，“象数”其实就是这些独特的数所代表的天地变化之理，所以象数研究就是研究这些数字的变化之理。
易学以数代象，据象言理，象数成了义理的基础，而象数的基础是数，所以数成了《周易》的基础，研究这些数的变化之理也就成了易学的基础研究，如王著说:“《周易》中的义理缘于易卦是数码文字，《周易》中的数理亦缘于易卦是数码文字。”义理与数理都是通过数的变化而建立，也就是说易学通过建立一套“数理”的变化来象征万物的变化，并以此解读万物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通过“数理”来阐述易理。象数与数理，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构成易学基础的数字变化所代表的易理，所以“象数”研究其实也就是“数理”研究，即研究文献中特殊数字所包含的象数思想。
3、数的含义
在《周易》中一、二、三、四、五被称为生数，六、七、八、九、十被称为成数。并认为一三五七九为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偶数为阴数。如《系辞上》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盖道始于一，而成于三，一是天地的根，阳气之始，如《汉上易传·自序》载：“一者，天地之根本。”《汉上易传·说卦》：“一者何？气之始也。”天地未生之时，只是湛然虚静，当阳气一动，则自然有与之相对的阴静之气，于是一分之为二，气则分阴分阳，阴阳相抱，冲气以为和，此即无极而太极，如《物理小识·总论》载：“本一气也，而身为阴阳，分二气而各具阴阳。”即道生太极，太极者阴阳之和也，所以是道生一，此一即为太极，而太极本为一阴一阳所构成，故分为二，一生二是也，阴阳各自转换衍生，阴极而阳，阳极而阴，以成太阳、少阴、少阳、太阴，故而《易传·系辞上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三是阴阳二气相交感，从阴阳中衍生而来的中和之气，也就是说阳在天成象，阴在地成形，而阴阳二气相互交感，于是就生成即具备阳清之精，又备阴浊之形的万物，万物本属一类，但各具气秉不一，于是产生了万殊，万殊从总体来看份属一类，并与天地相称，合称为三，此即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说文》：“三，天地人之道也。谓以阳之一合隂之二，次第重之，其数三也。”《史记·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
又因为天地各行其道，上者为阳，下者为阴，但阴阳往复，天地交泰，阴极为阳，阳极为阴，气上行凝而为形，形下行而化为气，所以阳分太阳少阳，阴分为少阴太阴，秉其属性，因此天又分有阴阳，地又分有阴有阳，人也分有阴分阳，是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文王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将八卦二相重叠，是为六十四卦，使每一卦以成六爻，所以六十四卦中每一卦都有六爻，六爻中由下往上数，下二爻是指地，中二爻是指人，上二爻是指天。此即《易传·系辞下》所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故言一为阳之始，盖阳未动之初也，阳气一动而阴气自生，阴阳相衍，而生万物，故三为阳之成。
同时人们开始把数与五行五方结合起来，在《易乾坤凿度》载：“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运五行，先水次木，次土及金。”《月令正义》：“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
人们把数字和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结合起来，认为天一般为奇数，地一般为偶数，然后天地各有五数，五个数相加故天数二十五，地数为三十，天地之数再相加为五十有五，至此万有之数均在其中。从数的构成看，一加五为六，二加五为七，三加五为八，四加五为九，五加五为十。其生数和成数是以中数五作为纽带联结起来。因成数本于生数，故其居位相同，即一六为水居北，二七为火居南，三八为木居东，四九为金居西，五十为土居中，从而将天地之数赋予了五行含义。
四、《庄子》中的数理研究
《庄子》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原有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篇，其中解说三篇显然不是庄子所著，应该是庄学后人所写的解读之作，故除去解说三篇，故《庄子》一书原共有四十九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都是七的倍数，外篇是四七之数，杂篇是二七之数。《周易·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说天的运行规律是，七天是一个往复，从卦象来看卦的第一爻到第六爻是六，再到第七爻的时候又回到第一爻开始，故第七爻，其实就是第一爻，所以七表示事物从始点发展到极限然后又返回到始点的周期数。《说文》：“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衺出也。”衺古同“邪”，也就是说阳气的变化，从阳气开始升起，到七的时候微弱的阴气开始从它的中间穿过，但阳气却没有变动，所以七为阳之正。而九为阳之极，其属老阳，老阳转阴，数极而变，是以易道用九，七为之阳正，故正道用七。
天地至七而复，故庄子内篇为七篇，天有五行，地有五方，故以内篇七篇居中，外篇二十八篇以对应四方，内篇之七，合外篇四七之数，以成五七之数，故庄子内外之合，即五方之合。再有内篇开端为《逍遥游》，外篇结尾为《知北游》，庄子以游为题，以为始终，贯穿全书，便是合于内外，最为根本。而后因道分阴阳，万物相对而生，故上应于天，下符于地，于合天地，当有二七之数，便著成杂篇十四篇，以合二七之数。盖大衍之数五十，其中一为太极不可用，故其用四十九，是以《庄子》总内外杂篇，合计四十九篇，以应大衍之数。四十九是七七之数，是道的反复循环的周期，故而成七的倍数，以体现道的“生生不已”“轮转不息”，同时四十九也是阴阳动用的最大周期，七七而尽，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女子的成长节律是七，当到了七七之数时，便天癸竭地道不通形坏而无子。又如明代田艺蘅《春雨逸响》：“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人有七魄，七日成一魄，七七而成，故而四十九就是天地阴阳的最大周期，是以《庄子》也尽于四十九篇。
在《庄子·逍遥游》：“《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中的三千、九万、六月都是特殊的数字，在历代对于《庄子》的注疏中，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其中的数理思想。如吕惠卿言：“三千、九万，皆数之奇。六月则子与巳，午与亥之理距也。”陈详道：“九万、六月不离阴阳之数。”赵以夫：“三为阳之始，一函三也。九为阳之极，三三九也。一阳生于子，六阳极于巳，故以六月息。”
庄子所言的三千、九万、六月，按注疏庄子所言的三千里是指其远也，九万里指其高也，六月指其久也。九万里配周天，天数以九为极，九为数之究也，故九万里为天之极。三千为其三十分之一，三三九也，极于九而转阴，故九万里为动之极，大鹏上行九万里，九万里即为上行之极处也。六者，阴之数也，地数中二四六八十，其中六居其中，易用六是取其变也，故六阳阴之气相转换处。十二地支中，阳生于子终于巳，阳极而复阴，故巳排第六，阴生于午终于亥，亥为极阴之处，排于十二，是以逢六为阴。阳始子终于巳，六复阴时也，故一飞六月而休息，也就是大鹏之所止。大鹏于水中沉潜，得阳气之成而升，击水三千，得阳之成而上，极于九万里高空，行六月而止，全然合于数也。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古时以水火木金土五行，每日合于一行，五行的一个小轮转即是五日，故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故年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旬有五日，即十五日，同时十五为九六之合，故又代表阴数与阳数之合，阳数为九之变，阴数为六之变，是以列子御风而行，是行一个阴阳之数，便将返，此即一个阴阳变化之时也。可见列子未脱于天地阴阳之间，不得出于死生，故逢阳而动，御风九日，得阴变又行，御风六日，合于十五而返，不得超脱于阴阳十五之数，是以庄子称其尤有所待。周易中第十五卦为地山谦，周易六十四卦，唯此卦六爻全吉，亦因其合于十五，得阴阳之数，是以大吉也。
《庄子·知北游》：“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九者究也，为数之极，极阳复阴，故九为阳之极，《列子·天瑞篇》：“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阴变于六，正于八，阳变于九，正于七，七为少阳，九为老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老变少不变，故周易用九用六。九为阳数之极，故而最得造化，是以胎生，生而能动，八为阴之正，未得其阳，故生而不能动，需得后天之阳而生，故而卵生。《庄子·天运》：“民孕妇十月生子。”盖天之大数，毕于十，十者，数之所止也，故人亦十月而生，始于一而后成于十，合于天数也。且天地间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成也，而积十月，余二月以藏养。是以人之生也，合于天数，十月而生，生而九窍，得五脏以合天数，有六腑以应地数，四肢合于四方。
《庄子·达生》：“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斋戒三天，不再怀有庆贺、赏赐、获取爵位和俸禄的思想，斋戒五天，不再心存非议、夸誉、技巧或笨拙的杂念，斋戒七天，已不为外物所动仿佛忘掉了自己的四肢和形体。三为阳之成，五为数之中，七为阳之正，故斋戒取三五七之数，取其阳数也，三五七，合为十五，得阴阳之合也。
《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十九合于十九得数三十六。三十六为四九之数，按邵雍《皇极经世》：“乾用九，故其策九也，四之者以应四时，一时九十日也。坤用六，故其策亦六也”。又《内经。六节脏象论》篇云：“六六之节，九九制会，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天为乾，乾数用九，一时为九十日，天有四时，故天之度合四九之数为三百六，乃合于周天。气之数为坤用六，阴数亦用六，六六之数，气之数合三十六也。《系辞》：“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共计三百六十策，相当于农历一年的天数，也就是“当期之日”。
五、结语
《易》学与《庄》学，殊途一致地通过数理，构建了一个数字的宇宙论体系。他们以超现象世界的视野，以数字来总结并描述天地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消长的规律，世道变迁的规律，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来揭露天地宇宙的奥秘。虽然在先秦时期的数理体系并不完善，但其使用数字以言天道的方法，已然得到了广泛使用，至西汉时由于谶纬学的兴起，于是人们开始吸收阳阴家的思想融入数理学中，使其体系得以发展，直到北宋邵雍先生，发扬数理之学，使其道趋于完备，方才大行于天下。本文以现代人的眼光，本以接着讲的原则，就庄子中的特殊数字进行研究，以阐述其中的数理思想。
另在《庄子》成书问题上，据现代学者考据，认为解说三篇为汉初淮南王刘安作，其余篇目大体完成于先秦时期，即在战国末已形成四十九篇，汉初加入解说三篇成为五十二篇。其中外杂篇大概完成于战国末，而内七篇应早于外杂篇，到了魏晋时期注庄者很多，且多以自己的意愿删定整理，形成了二十七篇本、三十三篇本，而郭象删定的三十三篇本《庄子》因独到的理解与领悟流传至今。也因此《庄子》一书也几经辗转，从单篇别行到结集成书，从篇分内外到杂篇从外篇中分离，从五十二篇到三十三篇，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有战乱动乱所导致的散失，更有人为的删节破坏，因而使《庄子》佚失严重。其中佚失的十九篇，除部分篇目可知，其余篇目遥不可知，但其篇目的数量想来并无差别，同时即便原有的四十九篇，学界认为非庄子亲著，但也当是出自于庄学后人，其按七七之数成书，亦是因为受到数理思想的影响，故《庄子》全书是否全部为庄子亲著，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庚子年孟春清正于蒲江鹤鸣山房继述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