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产生于人类实践活动，它是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尺度。如果说古人的生命意识诞生于对死亡的理性认识，那么他们开始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则是在有了理想意识之后。

生命是一种物质存在方式，衡量生命的长度和宽度的是时间。个体生命的时间意识，即对于自然时间和宇宙时间的感受，也可以反映不同的生命观。庄屈的时间意识也体现在二人在作品中对于天命和永恒问题的探讨上。

一、不同的理想意识：庄子崇尚自然，屈原坚持美政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他把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出现，通常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求表现为个体生命理想的实现，所以我们在探讨个体生命意识时，也要提到理想意识。

根据层次需求理论，庄子和屈原都首先实现了以上四种需求，庄子才华横溢、汪洋恣肆、他的才能被战国时期众多国君所认可。楚王几次派遣使者邀请庄子入朝为官，他基本上实现了尊重的需求。然而面对战乱连连的社会，庄子的理想不是苟且偷生，也不是如屈原一般救国救民，为国家富强而奔走一生。

庄子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理想超脱于现实生活，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这动荡黑暗的社会。转而追求内心世界的宁静，探索“道”的规律，渴望达到“天人合一”、“生死齐观”的至人境界。庄子的理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内篇和外篇中，也是他的一种处世哲学，顺其天性、无功无名、身与道同。

在人生观上，他坚持“生死如一”，乐天知命。这种自然的人生观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生命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存在，生死都有一定的规律，自然的生命应该不受外界束缚，达到绝圣弃智。他这种崇尚自然的人生观，通过实现生命的物化，追求生命的本性实现。他认为真正的圣人应该与自然精神往来，达到至人无己的精神境界。

在工艺美术上，庄子反对一切人为的制造，坚持浑然天成，巧夺天工。庄子在《天地》篇中说，百年之木经过人为加工，破坏了大全之美，人工雕刻只是一种偏执之美，对于自然之美却是一种破坏。庄子对这种人工美术持反对态度，反对工匠雕琢其实是对自然之美的执着。

在封建社会制度上，庄子对于违反自然本性的儒家虚假礼仪传统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束缚了个体生命的自然性，儒家的理论价值是无法实现自由精神的。在《齐物论》中，庄子肯定了一切人和自然的同一性，万物平等，所以个体生命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主宰自然。自然观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也是庄子的毕生理想。

庄子不同的是，屈原的理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儒家的价值伦理观念。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超脱现实生活，于天地自然之间寻求生存之道，那么屈原的美政理想则是执着于现实生活，陷入生命困局的根源。根据层次需求理论，屈原还停留在尊重需求层次，他虽出身贵族，但他的才能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总是遭到误解，受到小人的排挤。

在这样的生命困境中，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君贤臣忠，保持自身高洁美好的品格。这显然是针对尊重需求提出的，他还没有达到“自我实现”，所以屈原不可能像庄子那样淡泊名利，“生死齐观”，参透自然生命的奥秘。

从生命理想的角度上来看，庄子是从宇宙生命观出发，看到万物同一，生死齐观，人世间的纷争大多都是因为求名用智导致的。只有去除名利，才能实现“心斋”。所以庄子不歌颂美名，也不赞扬“贤能”，他反而认为只有不材之木才能有很长的寿命。

真正的圣人都显示自己的不才，如古代的隐士，反而有用之材锋芒毕露，对于自身有祸患。他认为要想达到空明的精神境界，必须忘德，形体残缺不全的人，反而能够养生。所以庄子选择了改变自身，从主观的角度应对人生，顺应自然，保其天性，最终走出了生命困境，实现了人生理想。

而屈原是从个体生命观出发，渴望实现现实人生的价值。屈原把自己的生命本体的物质性和价值观定位在国家民族上，但国家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必然有兴衰灭亡。随着过楚国的衰亡，他的信仰崩溃，走向个体生命的毁灭。

二、不同的时间意识：庄子向往永恒，屈原恐惧短暂

在古人作息的生活实践中，很早就产生了“日”、“月”的时间概念。他们赋予日月以丰富的哲理内涵，时间被认为是生命的代名词。屈原生性敏感，作为诗人的他伤春悲秋，面对美好岁月的易逝，多愁善感。

他在《悲回风》篇中发出岁月短暂，老之将至的感叹。由此可看出，屈原对于时间易逝的恐惧和焦虑之感，促使他在有限的人生中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最后对现实失望，投河自尽。可以说，在生命和理想之间，他选择了理想，他的死也警示后人，鞭策历代君王。

但这并不是说屈原的时间意识充满悲观色彩，屈原对于个体生命的时间也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历史出发，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一次性和有限性，虽然通过自身的探索，走不出时间的枷锁，但正因为如此，屈原才更加珍惜时间。

在屈原看来，时间像车轮一样一刻不停地向前奔驰，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显得如此短暂，要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生命价值，就必须主宰时间。屈原认为个体生命可以战胜时间，所以他投河自尽，用自己悲壮地死来完成对历史的致敬，这是他超越个体时间，实现生命价值确认的方式。

较屈原不同的是，庄子对于个体生命时间进行哲学思考。在庄子的作品中，时间不仅有着它的自然属性，也有着它的价值属性。时间融入到个体生命意义中，成为一种性格、处世哲学象征。庄子从宇宙生命事物中把有限的个体生命和无限的宇宙进行比较，追求天人合一之自由精神。

庄子很少悲叹个体生命的短暂，转而歌颂宇宙时间的无限。在《逍遥游》中，他辨析了小聪明和大智慧，寿命短和寿命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有限个体时间和无限宇宙时间无法比较。因此转而乐观地歌颂宇宙时间的永恒，鼓励世人顺应自然。

庄子还站在宇宙的高度透视人生，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不可逆性、有限性。从庄子那里我们体会不到屈原那种对时间的焦虑感和无力感，而是感受到宇宙生命时间和个体生命的和谐共存，分工合作，庄子用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对待个体生命，充分发挥个体生命的主观能动性。

他认为人只要理性地把自己的现实生活融入时空的存在中，自然就会感受到个体生命在宇宙生命中获得了无限和永恒，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的思想也会更为自由和开阔，转而忘记人生短暂的悲伤。况且在庄子的生死观中，没有真正的生死，死亡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人，他们理性地感受到个体时间和自然时间是矛盾的，前者具有一次性和有限性，后者具有无限性和流逝性。人要摆脱这个矛盾，只有从内心世界出发，在无限的宇宙、流逝的历史背景中实现个人的生存价值。

庄子之所以获得了生命的自由和他所谓的感官的愉悦，就在于他始终以求生的态度面对宇宙的无限性，很少考虑到个体生命的历史性。而以屈原为代表的儒家文人，他们虽然认识到个体时间的有限性和自然时间的无限性，但他们把二者割裂开来，由此产生了绝望感和焦虑感。

春秋战国，战乱纷争，古人在无奈的现实生活中，寄希望于上天，但是他们对于自然和宇宙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自然和宇宙对于古人来说是神秘莫测的，宇宙也被神话。庄子和屈原的作品也充满神话色彩，庄子的《逍遥游》取用鲲鹏等上古神物的原型，屈原的《天问》针对上古神话，尧舜禹神话故事提出质疑。

二人对于宇宙万物的遵循法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不同的天命意识。屈原在经历楚国的黑暗和个人悲惨的遭遇后，他所建立的美政理想逐渐瓦解。如果说《离骚》是屈原对于美政理想的坚持，那《天问》则是屈原对于美政理想的反复思考。因为他怀疑天命，质疑社会运行的规律，认为世界一片浑浊。

所以他不像庄子那样信奉天地之道，转而追求世间之“善”。所以贯穿屈原美政理想的内核是“善”的原则。屈原的天命意识表现为他对“善”的推崇，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如果有了“善”。贤明的君王，德才兼备的臣子，淳朴的民众，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正常地运行，国家就能兴盛不衰。

他也把自己悲惨的个人命运归结于人心险恶，古风不存。在他看来，朝代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君的不义，是非标准不分，行不善之事。他可以为了心中的“善”牺牲生命，奉“善”为最高准则。而在庄子看来，现实世界正如《人间世》中的情景，纷争不断，人际关系异化，无辜者惨遭杀害，社会成了兽化的世界。

在《人间世》中，庄子假借颜回和孔子的对话，说明伴君如伴虎，从根本上否定了屈原所坚持的“仁义”。他认为用“仁义”、“善”、“德”去感化暴戾的国君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庄子转而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绝圣弃智”、“无为而治”。

三、总结

归结根源，屈原坚持的“美政”理想是建立在生命价值层次上的，必然与外界环境产生矛盾，最终归于失败。而庄子崇尚自然的理想建立在生命本体的基础上，顺应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具有一致性，所以庄子获得了超脱生命困境的自由。

庄子有着强烈的天命意识，“无为”是“天”的最高标准，世间万物都遵循“无为”之道，个体生命也只有顺应“无为”之道。忘记私欲和所谓的道德伦理，才能实现生命的自由发展。而“善”是屈原坚持的最高标准，他将“善”置于“天”之上，这也导致他们走向不同的道路。

屈原追求“善”、美政理想，所以当他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彻底失望时，他走向了毁灭，以身殉道。而庄子崇尚“无为”，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看待社会的黑暗和美好，所以他追求生命的健康自由，精神和灵魂的永恒，身与道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