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阶级不但要应付新兴阶级的政权，还要应付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属于不同的学派，但都是为新兴政权服务的。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庄子学派之间，经常发生辩论。庄子有一个应对他们的基本原则，叫作“因”。

《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彼与此的立场，是与非的判断，生与死的区别都是相对的，他们之间彼此共存，互相转化，纠缠不清，这就是“彼是方生之说”。

因为“彼是”是“方生”的，所以去纠缠它们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圣人不走这条路，而要“照之于天”，从天道那里去得到光照，这就是“因”。彼是方生之说看到了矛盾双方的相对性与统一’性，具有辩证意义，但是忽略了它们的绝对性与对立性，走向了相对主义。所谓的“因”，企图超脱于矛盾之上，这也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

《庄子》里面论述“因”的情况是很多的。《齐物论》所说的“祖公赋芋”的故事讲的就是用“因”的办法对待辩士的问题。且公比喻的是像庄子这样的达者，称猴比喻的就是辩士们。瑞：猴顽固地认为“朝四而暮三”比“朝三而暮四”好，祖公顺从它们的看法，它们就喜悦，租公不顺从它们的看法，它们就发怒。于是组工就选择了顺从狲猴的看法。

表面上是顺从它们，其实自己一点损失也没有，因为朝三暮四与朝囚暮三根本就是一回事。辩士们经常争论的是非问题，在庄子看来，就像朝囚暮三与朝三暮四的关系，它们的区别好像很重要，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庄子对待他们，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不跟他们争辩，这就是“因”，因的作用就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做到了因，庄子就从是非之中超脱出来，而在天道那里得到了休息，所以说“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因”这种作法，既不得罪辩士，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叫“两行”。

庄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看到万物的变化，包括具有对立性质的变化都是统一的，所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因此，从统一的方面来看这些区别与对立，就好像这些区别与对立不存在一样，所以说：“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因为万物的变化是统一的，就没有必要对这些变化采取立场，既然不采取立场，就可以完全按照事物的自然面貌去对待它们，这就叫“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没有成见而还事物以其自然面貌，也就是“因”。因的思想承认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企图用天道把人的精神从充满矛盾的客观世界中提拔出来，是一种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混合的思想。

《齐物论》说：“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这说的也是因。辩论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如果要终止这些声音，就要“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天倪就是自然的分别，如果人们的意见反映了客观的情况，那么对的与错的就自然是清楚的，既然清楚，就不需要辩论，辩论就被“和”掉了，这就是“和之以天倪”。“和之以天倪”仍然是承认事物的客观区别的，但是不要人们把主观参与进来，割裂了主客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