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一共30条。这道‘减负令’首次明确提出学生不得将手机带入课堂，书面作业总量、学生睡眠时间，考试次数等均有明确‘量表’。例如小学生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1小时，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至少10小时。”看完这条最近的“减负”消息，作为一位资深教育人士，不禁哑然失笑。

“减负”喊了多少年了？

记得年12月19日《每日商报》记者就有关学生“减负”增质的话题采访当时杭州行知中学校长沈寿山，沈校长出语惊人：“‘减负’，至今还只是个美丽的谎言！”

说是“谎言”，不折不扣。这只要看一看，在春寒夏暑秋凉冬冷里，每天甚至是双休日，迎着黎明上学与黑夜放学的莘莘学子，就可知他们是这个时代最超负荷运转的人。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简直就像现代“包身工”，忍受着非同寻常的题海的折磨、升学的压力。据说。有的学校加上晚自修，周课时量（主课）竟达58节，日作业量（毕业班）达6小时以上，导致部分学生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不到6小时。然而，我们却在天堂与地狱的边缘娴熟自如地抽打“擦边球”，异口同声地高唱着“减负”的凯歌。

眼下《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出台，客观地看，对于应试操盘手产生的是一种“形而下”的威慑，对于素质呐喊人产生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绝望。

说“绝望”是教育良知者的由衷叹息——

应试造就了那么多教育“名家”，怎么没有一个懂得爱因斯坦的教育真谛：“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怎么其许人竟然都只知道：“学生把知识写到考卷上去的正确率有多高，成为小则名师大则教育家的几率就有多大！”

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周年纪念会演讲《论教育》中的这句话，用叶圣陶的名言来“意译”就是：“教是为了不教。”

据说，曾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英国医学教授约翰格登，在中学时竟然成绩垫底。熊丙奇认为：“格登之所以能从‘倒数第一’起步，到最终获得诺奖，除了与其自身的努力坚持分不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将其‘抛弃’，仍旧为其实现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兴趣提供了空间。”窃以为，这样的结论当然不错，但“不错”未必好。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受学校应试排名“熏陶”的家长都问：“你今天学了点什么？考试得了几分？”而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受以色列创新国策影响的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些什么？老师的回答你满意吗？”

其实，善问实在是中国启蒙教育的“拿手戏”。

且看《戴震难师》：“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久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

梁启超对“戴震难师”不无感慨：“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期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愿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止境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晚世科学所赖以建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配置之业固宜。”

“文字狱“猖獗的清朝，居然能出戴震这般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尤其是思想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叶圣陶先生针对当时教师普遍认为的课堂教学就是““一讲一听之间的事情”的错误看法，提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著名论断，以“矫正”那种“满堂灌”与“一言堂“的“善考”优于“善问”教学模式。叶先生认定教给的应该是思路、方法、态度，这样教是为了以后能够自己学习，从而达到不用再教的目的。

不才对叶老的这一教育观基本持肯定态度。

说“基本”，盖因“‘不教’是为了‘教’”，似更符合教育的规律！

“教是为了不教”，乃前人“授人以渔，只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的“换言之”。

教育是一门“舍”与“得”博弈的学问。

列御寇的《列子》有语：“至为为不为，至言为无言，至射为不射，不射之射。”庄子的《田子方》讲到过类似“不射之射”的故事。

教育仅为“得”，为“射之射”；教育深悟“舍”，系“不射之射”。

纪昌起先太功利，他一心要成为天下第一的名射手与后来连自己用过的弓箭都不认得，相当于教育的两重天——

应试与素质。

人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

人这么用功努力是为了什么？

……

假如只是为了得个好分数、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吃个皇粮饭的话；那么——

教育就变成了传授知识的技术；教师就变成了教书匠，学生就变成了“标准件”。

报载：“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出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考试得分高），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可悲缺陷。”

工业领域，标准化或曰通用化程度越高，标准件就越多，行业成本就越低，尽管亦需避免过度标准化，导致行业产品种类单调，竞争低端化；教育领域，标准化之时，当为教育死亡之日。

就此而言，眼下中国有那么多所谓教育家的那么多学校，还有真正的些许教育吗？

疑惑中。

“‘不教’是为了‘教’”；简之，“不教之教”！

假如我们的教育是“不教之教”，教育部等九部门还需要在“减负”屡禁不止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际出台《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吗？

可爱的沈寿山校长、安徒生笔下的那位“天真的孩子”早就退休了，而其15年前那句“美丽的谎言”之呐喊仍在笔者耳畔不断回响！

（作者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