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先锋的年代，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年代。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的东方也正在上演一场火花四溅的思想盛宴。在这之后的多年时光里，再也没出现过思想和文化如此灿烂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繁荣，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唐宋时期的文化盛世，以及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思想和文化的活跃，大部分发生在两种时期，一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二是社会动荡、前路迷茫的年代。

第一种时期以唐宋为典型代表，确切地说是盛唐、中唐和北宋。盛唐自不必说，唐中期虽然发生“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但毕竟没有伤害其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因此不久便又出现了“元和中兴”。宋朝在“靖康之难”前的北宋时期，经济发达水平居于当时世界之首，同时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也处于历朝历代的顶点。也由此，“唐宋八大家”均出自“安史之乱”后的唐中期以及北宋时期，印证了那个年代思想和文化的昌盛。

第二种时期以近代中国为典型代表。当时的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的有志青年想为国家寻找出路。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

即便如此，就文化和思想的多元性来说，这两次思想大繁荣仍无法与“百家争鸣”相提并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征明显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政治因素，春秋战国是在表面处于周朝统治下的诸侯割据时期，战国时期各方诸侯争霸，无论是什么思想，于强国有益便会得到采纳，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比较开放的年代。

其次是经济因素，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科学技术的首次革命，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经济得到大幅提升，因而出现了有钱有闲的士阶层，有大把时间可以潜心研究思想理论。同时，经济的繁荣加速了文化娱乐设施的完善，人际交互变得更为频繁，为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土壤。

再次是价值观因素，先秦时代社会并未形成比较统一的价值观，“分封制”让周朝礼制的根基变得并不牢固，比如当时秦国和楚国仍被其他国家视作蛮夷。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周朝所称的“中国”只是字面意义的“中原之国”，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中国”概念。而秦始皇身后的多年中，纵使再有分裂和外侵，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中国”始终没有被动摇过，因此文化和思想得以朝着某个比较确定的方向聚焦，而不像春秋战国时期这么发散。

最后是社会因素，延续了近年的奴隶制伴随西周灭亡而一同消亡，转而进入了封建制社会，也即是东周和春秋时代的开端。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赋予了国民相对平等的人权，平民也有机会通过读书实现阶层的跨越，为文化和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治环境的复杂，经济技术的爆发，文化价值观的多元，以及社会制度的变迁，造就了这个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百家争鸣”的格局。

01.科学理性的首次尝试

墨子是战国初期的天才发明家，他是完成“小孔成像”实验的全球第一人，他发现光在同一介质里沿直线传播，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科技理性，形成了墨家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墨子起初曾求学于儒家，是孔子的信徒，但后来他认为儒家太多繁文缛节、华而不实，便又开始反对儒家。之后，他自立门户并抨击暴政，“兼爱”、“非攻”成为墨家思想的核心，因此获得了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的狂热追随。墨家纪律森严，信众有如孤行僧一般修炼。

当时人类已进入类机械化时代，大型攻城器械在战场上得以应用，士兵数量已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由此带来的反而是相较过去更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公元前年的夏天，楚国欲发兵攻打宋国，得知此消息后，墨子一面派三百墨家弟子救援宋国，一面则即刻入楚游说楚王息兵。

墨子走了十天终于到达楚国，但楚王志在必行，因为他已有攻城利器“云梯”，制造者便是当时与墨子齐名的工业巨匠——鲁班。但墨子称已有破解之法，且提议当场模拟攻守战阵，因此楚王庭中上演了一场九个回合的纸上谈兵，最终鲁班败阵，楚王因此放弃攻宋。

以天下为己任，且不计个人得失，是墨家秉持的精神。墨家的科技理性让他们可以跳出世俗的框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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