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学看来，儒、道、释三家有诸多的一致性，这是其一贯的思想，甚至认为儒家的思想是包容二氏的。王守仁的弟子曾问学于他：“二氏与性命中着此私利，便谬千黑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王守仁回答：“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惧？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善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耳。譬之厅棠，三间共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问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在王守仁看来，二氏的出现是后儒“不见圣学之全”，而将本届自己的“三问共为一厅”的房子割左右两时分给了佛老罢了。那么是何原因致使后儒将房子割让给了二氏，其历史过程又是如何的呢？王守仁在这黑并没有作出解释。王守仁过世后，王能在回答朋友就有关儒家是否借助佛氏心性之学的提问时，其中讲道：“夫仙佛之学皆出世之学。佛氏虽后世入中国，唐虞之时，所谓巢许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时圣学明，巢许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然生化，乃是尧舜一体中所养之物。盖世间自有一种清虚恬淡。汉之儒者强说道理，泥于刑名格式，执为典要。失其变动周流之性体。反被二氏点检普议，敢于主张做大。吾儒不悟本来自有家当，巢许辈皆守舍之人。及至后世，圣学做主不起仅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同隙甘心让与二氏，乃吾儒之学H衰，二氏之学H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借存货。泊其后来，连其中一闻发发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反将从而归依之，渐至失其家业而不自觉。吾儒今之事，何以异此。问有豪杰之士不忍甘心于自失，欲行主张，正学以排斥二氏为己任，不能探本入微，务于内修，徒欲号召名义，以气魄胜之，只足以增二氏检议耳。先师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识参乎其间，彼将帖然归化。”此处，王曾在不但解释了割让房子的因由及与二氏的来龙去脉，也道出了心学“三教合一”论的原因及其根本目的。如果道家所谓的“空”与佛家所谓的“寂”作为儒家固有的见解的话，那割让的房子也就意味着随时可以为主人所用。这样一来，二氏基于借人之家当，也就难以有发展的可能了。此外，王慧在还引用陆九渊的话，对那些“儿不循本绪”的儒者，“以二氏为异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另外，就“异端”之说，王能在《三山丽泽录》一文中说：“异端之说见于孔氏之书，当时佛氏入中国，其于老氏尚往问礼，而有‘犹龙之叹’。庄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以异端名也。吾儒之学自有异端庄子己见大意，拟诸孔门庶开点之停。”王能认为，孔子请教于老子时，都赞叹老子高深莫测，怎么可以说是异端呢？庄子以老子为宗，自然无所拘束，就如同孔子的门生曾点一样，也只是开创了狂者的风气而已，也不是什么异端。这里王能所说的“我儒学自有异端”，当然是针对那些“不揣其本”的儒者而由于心学“良知说”有范围三教之意，特别是与佛教禅宗观念在心性认识上的一致性，王守仁时代所谓的“致良知”便被“骤诋之日禅”了。心学发展到王佳，“三教合一”之说则被人指责为“自龙溪大决蟠篱，而后三教之徒，遂肆为无状，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可见王能的“三教合一”论在当时确有极大的影响。。徐渭作为王钱的弟子，就儒、道、释三家的见解受到王哉的影响也是必然的。而研究徐渭对“三教合一”的认识，则是准确把握徐渭学术思想根源及其在艺术创作方法上的重要依据。徐渭在少年时代就受其长兄徐淮以及老师钱根的影响，而“有慕于道”，并自号“青滕道士”，著有《分释古注参同契》三卷及《注参同契序》。可见徐渭在道家研究上用心之多。那么他对道家有何评论呢？在他所作《园居己序》中讲：“庄周言数斤，老子亦著道德经丘千言。今读其言，于物我、动静、视昕之间，庄周虽放，亦老子流也。老子非异端，其所陈悉上古之道，与衰周甚殊异。后学者不深究其旨，罔为异端耳，称孔子者为圣之时，直其斥老子也。然孔子未尝斥老子，非不斥也，且尊之，故曰：‘老子犹龙’。”徐渭肯定道家并非“异端”，并用孔子称“老子犹龙”的话来批评那些“不深究其旨”的后世学者，这与王能的口吻相一致。徐渭对佛氏的兴趣是“谓道类禅，又去扣禅”的，并向玉芝禅师学参禅，也偶作“禅偏”。《徐文长三集》有依照王能所作“禅俑”的音韵而作的四首禅俑，看来他们师生二人对佛氏亦多有评论。那么徐渭又是如何看待佛氏的呢？他在《逃禅集序》中说：“以某所见，释氏之道，如《首楞严》所云，大约谓色身之外皆己，色身之内皆物，亦无己无物，亦无无己与物，其道甚阅吵而难名，所谓无欲而无无欲者也。若吾儒以喜怒哀乐为情，则有欲，以中其节为无过不及，则无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诋佛者，动以吾儒律之，甚至于不究其宗之要吵，而责其凳络之末流，则是据今之高冠务于干禄之徒，而谓尧舜执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我们可以看到徐渭就二氏并非“异端”之说，是与王能一脉相承的，但其就“三教合一”论的见解则与王簸稍有差异。从王守仁到王簸，就“三教合一”论的目的是在于最终兼融二氏一归于儒，独倡良知之学。而徐渭则是在肯定二氏之学后，综合三教之长归于己用，实是互为依重。这种独特的思想在他所作的《三教图赞》中讲得更为清楚：“三公伊何，宣尼、鹏、罢，谓其旨趣，辗北舟南，以予观之，如首、脊、尾，应时设教，圆通不泥。”在徐渭看来，宣尼（儒）、鹏（道〉、罢（佛）三家，分别代表着事物的首、脊、尾，虽以儒家为主宰，但二氏亦不可缺少，并且认为对于三教之学当“应时设教，圆通不泥”。也就是说，徐渭认为，三教之用，应随机应变，而不可拘守于某种固有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对“三教合一”的见解，也是徐渭学术思想总的指导法则。因此，徐渭虽自称“青藤道士”，但我们不能如某些学者一样简单地将他的艺术思想归结于只受道家的影响，因为在他的画作上也会吟题出“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莫烟中”的诗句来：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画作有禅家气味，又善作禅俑，并于佛经序跋之后常以“弟子徐渭合掌礼拜”的举动而认为他在艺术创作思想上多以参禅而悟道。因为徐渭还时时以“吾儒”自居，儒家的济世思想，使得他常感怀于自己“笔底明珠无人买”的悲惨境遇，而最终愤然将人生伟大的抱负“闲抛闲掷野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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