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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增长人口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当前，人类面临种种棘手的难题，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调……，总之，人类不得不从“征服自然”的陶醉中猛醒。
当人们开始反省自身行为并回顾以往走过的路程时，却惊异地发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几乎和生产活动的出现一样古老。
美国生态学家E·P·奥德姆在《生态学基础》引言中写道：“和各种科学一样，生态学在有历史记载以来，是一个逐渐的，虽然是间歇的过程。希波克拉特斯、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其哲学家的著作，实际上都包含明确的生态学内容。但是，这些希腊人的著作中字义上并没有写上生态学”。
同样，我国古代许多典籍中也不乏有关生态及环境问题的论述，有些甚至是同时期的欧洲无法相比的，《庄子》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本文拟就以下四方面对其自然环境保护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
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之一。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的变化很不理解，每逢遇到水旱灾害，便以为是人事活动得罪了上天，因而受到上天的警告。
舜帝时，洪水泛滥，舜认为这是上天“洚水儆予”。（注：《尚书·大禹谟》）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
对滋生养育万物的大自然，则充满着感激赞美之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注：《易·上经·乾》），“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注：《易·上经·坤》）。
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传统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注：《庄子集解·天道》，中华书局，年第1版。以下文中凡出自该书者只注篇名。）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
他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大本大宗”：“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大本大宗”即最根本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要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
为此，庄子进一步发挥了道家“无为”的理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尊重自然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
“从容无为，则万物炊累焉”，“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用天下而不足”。（《天道》）“无为”就是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秋水》）“无为”才能使万物滋生，繁衍昌盛，源源不断，用之不尽。
庄子以长梧封人种地的经验为例告诫人们，人类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就以怎样的方式回报人类：“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则其实亦灭裂而报予。
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则阳》）庄子反对人们以“鲁莽灭裂”的残暴手段肆意破坏自然，主张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条件生产财富。
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至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协调，叫做“与天为徒”；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叫做“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因为“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人终究战胜不了天，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人的意志改变不了的。
因此，即使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管理国家、颁布政令也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准：“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知北游》）
对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庄子表示极大的愤慨。《秋水》篇载：“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同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
天地万物并非专为人类而设，但人类出于自身需要“落马首，穿牛鼻”，这是违背牛马本性的。在《马蹄》篇中，他以马喻大自然，以伯乐喻人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之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注：这使我们联想到年胡适为中国科学社所拟社歌歌词：“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使他听我们指派。”见《尝试后集》第28页，台北远流出公司，年。）（《马蹄》）“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都是人类种种干涉手段形象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人类干涉自然、破坏自然活动的升级，马死的数目也逐渐增多，“马之死”则象征由于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以至毁灭的悲惨结局。在另一则关于浑沌的寓言中，庄子又用悲剧式的浑沌之死，警告人类切勿轻举妄动。否则，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轻率之举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是人类将永远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地球。
如果把庄子以上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教义相比，其地位当更加令人瞩目。基督教自产生之日起，便宣扬人是自然界万物的管理者。按照《旧约·创世纪》的说法，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命令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是在替上帝行使职权，而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享用：“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直到当今人类面临种种严峻的环境问题时，西方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意识到这一教义的危害，并为此反省：“基督教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基督教负有重大的罪行，……除非我们摒弃基督教认为自然只是为人服务而存在的信条，否则就将继续陷入一个越来越糟糕的生态危机中”。（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
庄子则早在公元前年前后就明确表达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环境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
庄子认为，人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为高低贵贱、有用无用是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的态度。
若从“道”即自然界本身来看，决无高低贵贱之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山木》）大至展翅万里的鲲鹏，小到蝼蛄、朝菌，形体虽各有大小，生命虽各有长短，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
所谓“有用”与“无用”，完全是人为的主观划分，自然界绝不存在无用之物。以树木为例：“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庄子在此指出，人类在评价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价值时，犯了狭隘的功利主义错误，即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忽略了万物自身存在的价值以及事物内在的联系。
正如艾恺在批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普遍扩张的功利主义时所说：“尤有进者，一物之所以有用，必和他物——某一个具有功利性的目的——相连接。……也就是说，所有事物之所以有用皆因与人相关，与其喜好与利益相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艾恺著，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事实上，有些在人看来是“无用”的东西，对大自然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
在与东郭子论道时，庄子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蝼蚁”、“稊稗”、“屎溺”象征自然界中渺小、卑贱、肮脏的东西。
庄子通过形象、生动、风趣的比喻说明，即使这些东西的存在也是合乎道的，是大自然精心安排的结果。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因此，从“道”的角度来看，自然万物决无高低贵贱、有用与无用之分。
庄子主张“物无贵贱”的另一理由是，自然界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野马，喻天地之间升腾流动的阳气；尘埃，喻至微至小之物。即使是一粒尘埃，看起来与天地之气毫不相干，事实上却是息息相通，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
庄子通过对自然界的周密观察，已初步觉察到食物链的存在：“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齐物论》）。
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以植物、动物为食，麋鹿吃草，蜈蚣吃虫，老鹰和乌鸦则爱吃臭老鼠。而且，万物之间又是互相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人们不应对“臭腐”（如“屎溺”）持有偏见：“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知北游》）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法布尔《昆虫记》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意义的。
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粪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注：《昆虫记》，（法）法布尔，王光译，作家出版社，年版，第17页。）巴里·康芒纳也说：“生态学的第二法则：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
这个法则所强调的是：在自然界中是无所谓‘废物’这种东西的。”（注：转引自《封闭圈》，（美）巴里·康芒纳著，年版，甘肃科技出版社。）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在屎溺”，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说明庄子对自然界的整体性有较深刻的认识。
除此之外，对自然界的多样性，庄子也多次提到：“不同同之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天地》）“不同”即保持多样性，“不同”的物种越多，大自然越富有。“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注：《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年版，科学出版社。）被简化掉的往往是那些在人们看来“无用”的东西。
因此，庄子反复阐述“物无贵践”的思想，警告人类“无以人灭天”，勿以人的需要而毁灭某些物种。
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但儒家的“仁”主要对人类而言。庄子则主张将仁推及万物：“爱人利物之谓仁”（《天地》）。
“利物”即尊重、爱护自然界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德国神学家、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兹提出，道德行为的领域应从人与人之间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一种理学如果不包括人与自然的规范，就算不上完美的理论。
庄子与施韦兹的见解颇为相似，但比施韦兹要早二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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