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对那些已经被侵略者盯上的人来说，正面临着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关头。走，一路上风雨如磐，生死难卜；留，或做汉奸，或为楚囚。虽可偷生，却生不如死。因此，大多数人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走”。只要走得动就走，只要有路可走就走，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走，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粤剧泰斗马师曾，在香港沦陷后第三天，就带着全家老少11口，逃到澳门，再从澳门逃到湛江。多年后，马师曾回首往事，曾赋诗感叹：“银线络流萤，凭栏听雨声。可怜翠袖湿，风舞泪痕轻。”寄慨之深，令人泫然。

马师曾

在湛江，马师曾与欧阳俭、罗丽娟、红线女、梁冠南、马师球、甘燕明等艺人会合，组成抗日剧团，全团有六十多人，随行眷属一百多人。其后陆续从香港逃出来的艺人梁雁崧、郎筠玉、赵连碧、少浪萍、廖少德、陈展鹏、郭湘文等，都加入他们的队伍。

逃亡者加快了逃亡的步伐，日本人也加紧了收网兜捕的速度。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在报纸上登出了“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的启事，所有电影院都反复打出幻灯字幕，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知名文化人士到香港半岛酒店的日军司令部报到。

年1月22日，日军电影报道部按图索骥，把一批未及撤走的香港文化艺术界人士，召集到半岛酒店开会，企图营造一种“人心归向”的假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字，包括有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胡蝶等电影界名人。

第二天的报纸，对这条消息大肆渲染，还说梅兰芳、胡蝶在招待会上致了词，表明这两位艺术家已归顺了日本统治者。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和忧虑。然而，事实证明，所谓梅、胡归顺日本，只是敌人造出来的谣言。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怀柔手段，拉拢这批艺术工作者，说服他们像当年联手创作《最后关头》那样，拍一部表达“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主旨的电影——《香港攻略战》。

但是，敌人太不了解这些血管里流着中国血的艺术家们了。

关文清

关文清，香港电影的拓荒者，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携影片《十九路军抗敌光荣史》赴美公映，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各地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热情，纷纷捐款寄回国内慰劳抗战将士。他在日本考察时，见日本工业发展迅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虽然是个无权无勇的艺员，亦应本着自己所能，尽一点国民义务来救国。于是拍摄了《生命线》（）、《抵抗》（）、《边防血泪》（）、《公敌》（）抗战三部曲，并参与了经典抗日爱国影片《最后关头》（）的拍摄。年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又携影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映，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的宣传剧《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从军》。他是香港抗战爱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会因为侵略者的淫威而屈膝吗？当然不会。

吴楚帆，年以出演宣传铁路救国影片《生命线》一举成名。年凭着《人生曲》一片荣膺“华南影帝”称号，当时他只有26岁，血气方刚，前途无量，出演过《四子从军》（）、《战云情泪》（）、《最后关头》（）、《大地晨钟》（）、《岳飞》（）等多部影片，他会向日本侵略者弯腰吗？当然不会。

吴楚帆

胡蝶，中国第一流的电影女演员，曾经在左翼电影《狂流》中塑造了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角色，细腻地展现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获得好评如潮。她主演的《姊妹花》，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年获选为“电影皇后”。她把香港沦陷日，痛心地称之为“蝶耻日”，在回忆录中写道：“香港沦陷后，我几乎是尽可能不出去，因为在一切交通要道或是街角都堆起了沙袋，由日本宪兵放哨，中国人通过步哨都必须作九十度鞠躬，如果步哨看着不顺眼，还要搜身检查，甚至可能遭到日本宪兵的恶毒殴打。这种屈辱，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能忍受的。”她会觍颜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吗？当然不会。

更不用说在演艺界德高望重的梅兰芳了，当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之日，他已预感到香港陷落之后，日本人必然要把他推上舞台。因此毅然采取一个表明个人立场的行动：蓄须罢演。他曾经对友人慨然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这样一位有骨气的艺术家，会为敌人登台献唱吗？当然不会。

梅兰芳蓄须明志

在半岛酒店的招待会上，艺术家们都以沉默回应日本人的邀请。沉默，就是反抗。日本人一厢情愿地拟定了参加拍摄《香港攻略战》的人员名单，消息传出后，香港电影人纷纷抵制。虽然他们无法与日本人的刺刀硬碰硬，但他们可以逃亡。

关文清秘密邀约了吴楚帆、张瑛、黄曼梨、白燕、梅绮、大口何等著名编导和演员，就在半岛酒店的招待会开过五天后的1月26日，农历腊月廿九，这一年没有年三十，这天就是除夕夜了，香港没有往年的过节气氛，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一片肃杀之象。关文清等人偷偷搭乘“白银丸”轮船，逃往广州湾（现湛江港）。

他们在广州湾上岸后，在当地登台表演抗日救亡剧五天，随后便各散东西。关文清返回开平老家，在开平中学、越华中学（因战时从广州迁入开平赤坎镇）任高中英语教师。而吴楚帆则被迫改行做了九八行的经纪。

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仍矢志不忘救国，吴楚帆、张瑛等在湛江联络了一批香港电影从业人员，组织成立“明星话剧团”，演出《林冲》《雷雨》《钦差大臣》《欲魔》等宣传抗日爱国的戏剧。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也是日本重点拉拢的对象。香港沦陷后，他隐姓埋名，潜伏了二十多天，在东江游击队的协助下，扮成盲人，混在难民队伍当中，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然后经台山、梧州逃到了桂林。在途中历尽颠危，身体几乎累垮，加上患了肺结核，差点死在桂林的一间破房子里，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竭蹶的情形下，他完成了反映香港沦陷前后的五幕大型话剧《自由港》。然后又长途跋涉，于到达重庆，担任中央电影摄制场编导委员。

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纪录片之父”的黎民伟也在香港。当年他和兄长黎北海合作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自己反串女角，而他的妻子严珊珊在片中扮演侍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早出现女演员的影片。年，黎氏兄弟的《庄子试妻》和由广州人侯曜执导的《西厢记》在欧美公映，成为最早介绍到欧美的中国电影。他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沦陷后，黎民伟携眷经澳门逃入内地，奔走于广州湾、桂林、柳州、八步一带，从事戏剧宣传抗日救亡。

黎民伟

尽管每天都有文化界人士逃离香港，但也有一些人，因为拖家带口，行动不便，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沦陷区内。粤曲演唱名家李少芳因为怀了孩子，快要生产，无法逃亡。她是著名粤曲艺人小明星的徒弟，星腔的第一代传人，当时的粤曲演出场地，多在市井茶楼，但李少芳位卑未敢忘忧国，演唱的多是《恨填卢沟月》《光荣何价》《烽火满危关》《鸡鸣起舞》一类宣传抗日救亡的曲目。她那有特殊韵味的平喉唱腔，曾令无数听众潸然泪下。

香港沦陷后，这个身材瘦小的弱女子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勇敢地选择了继续登台，继续向全香港演唱《光荣何价》。她仿佛忘了自己正处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一反星腔凄婉柔弱的腔调，以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唱出：

战场拼命，杀尽敌人复建新中国，

把功业完成，杀敌人复建新中国，

千秋万世留名。

……

起救危亡，当令同胞钦佩，

光荣何价卿知否？看来不止值连城，

洒将热血亦要把国运重兴！

一曲既罢，掌声四起，而李少芳却被日本宪兵当场逮捕，以“煽动抗日情绪”的罪名，连同她未满月的孩子，一起关进了赤柱监狱，长达两年时间。

李少芳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因为两个爱子在身边，一时无法走脱。以他赫赫扬扬的声名，自然是日军网罗的重要对象。日军占领香港后，驻军司令酒井马上派人寻找梅兰芳，把他带到半岛酒店。当酒井看到梅兰芳留了两抹小胡子后，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一位大艺术家，怎么好退出舞台？”梅兰芳从容回答：“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老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坏了，不能再登台演出了。唱了快四十年戏，也该退休了。”

梅兰芳从一开始，就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日本人三番四次请他登台，梅兰芳都推辞了，或以牙疼为由，或以剧团不在香港为由，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梅兰芳蓄须明志，在香港传为美谈，人们都在暗中表示钦佩。梅兰芳不肯上日本人的舞台，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挂上厚厚的窗帘，关掉电灯，躲在被窝里收听短波电台，尽管他的楼上楼下都住满了日本人，但他依然每天收听，一听到战局有什么新变化，赶紧告诉好朋友，共同分享。

梅兰芳知道自己被日本人盯得很紧，无法脱身，于是决定先把两个儿子偷偷送回内地，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再伺机脱身。当时他的爱子葆琛和葆珍，都在香港读书，梅兰芳托朋友安排好出逃路线，把他们的名字分别改为“绍斯”、“绍武”（因为两人的小名是小四、小五，取其谐音），以掩饰身份。出发那天，梅兰芳在家里摆了一场饯行的家宴，与爱子凄然相拥，依依惜别。

梅兰芳与红线女、马师曾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梅兰芳既天天盼望得到爱子的消息，又怕听到不好的消息。直到两位爱子已安全返回内地的确信传来，才放下心头的一块大石，开始考虑自己的去留。有人建议他化装逃回内地，但他觉得自己目标太大，这样做风险极高，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与其偷偷逃亡，不如光明正大返回上海，因为上海也是日占区，日本人没理由不让他去。

年夏天，梅兰芳从香港坐飞机，飞返上海。当他一脸憔悴地出现在马斯南路的寓所门口时，为他开门的夫人不禁痛哭失声，因为上海盛传梅兰芳坐船回上海，在途中遇到空袭，船沉人殁。梅兰芳回到上海后，一直杜门谢客，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

梅兰芳离开香港后，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弟子”，还留在香港，那就是中国电影界的头牌女星胡蝶。年梅兰芳和胡蝶应邀到苏联访问，在路上胡蝶曾拜梅兰芳为师，学习京剧。尽管不算很正式的师徒关系，但胡蝶时常自称是梅兰芳的“亲传弟子”，而梅兰芳也没有否认。

胡蝶与潘有声的结婚照

日本人把胡蝶列为重点拉拢对象。她没有随关文清逃亡，甚至不愿意离开香港，她并非对日本人有什么好感，而是这里有太多美好的记忆，她的丈夫潘有声在香港做生意，生活还算过得平稳。日本人也向她承诺过，保护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尊重中国人的自由，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与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进行合作。但她很清楚，日本人许诺的种种优待条件，都是要拿中国人的良心来交换的，“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她最终也要走上逃亡之路的，因为她“从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唯其这样，才能在后来设法避过日军的耳目，逃离香港，奔向大后方”。

果然，不久日本人邀请胡蝶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思想。胡蝶意识到，这是一生名节存毁的最后关头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很谦让，但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做幌子，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全家都为此事感到焦急。有声说已到了我们该走的日子。”

胡蝶夫妇和游击队取得秘密联系，让他们安排出逃的路线，然后把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三十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人运送回国。到了出逃那天，游击队派人来接他们，全家人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避开人烟稠密之处，专挑僻静之处行走，朝广东境内进发。胡蝶在回忆录中追述：

那时的香港还没有今天的繁荣，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那时出入过境并不需要什么通行证。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我们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因为走的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走了一天，总算到达广东省的惠阳，然后从这里坐柴油车到曲江，也叫韶关，把我们护送到惠阳，游击队的任务就算完成。有声交给游击队三千元港币，作为护送的费用，虽然游击队一再说他们很高兴能协助我这样一个有点名气的演员逃离虎口，我们还是请他们收下，作为我们对抗日事业的一点心意。

由于游击队安排周密，行动神速，等日本人发现时，胡蝶早已远走高飞了。虽然她的三十箱行李，在路上被强盗洗劫一空，物质上损失惨重，但她总算脱离魔掌，保全了个人名节的清白。

日本侵占香港，薛觉先未及逃脱，被日本人强迫登台演出，唱了一个多月的戏，他演出《王昭君》时，在“投崖”一段中泣血悲呼：“苍天啊！苍天！山河沦丧，野哭苍生。悲我昭君，无以和戎，悲我昭君，无以报国。生而弃国，虽生犹死，死而报国，虽死犹生。无愧于心，便无愧于国，无愧于己，便无愧于人。”演出《咬碎寒关月》时，更以无限悲愤的腔调唱出：“国衰弱本可羞，民赖国佑国赖民厚，勿再束手快来为国分忧誓死奋斗!”一腔忠愤热血，不知可洒向何处，喷向何人。

薛觉先的戏装照

许多热爱薛觉先的观众，都为他的遭际扼腕叹息，担心他变节投敌。一向珍惜令誉的薛觉，更是备受煎熬，度日如年，时时寻找逃走的机会。到年5月，机会终于来了，他秘密逃到广州湾，随即登报声明：前受日寇束缚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将全力为国家服务。中国人无不为之欢呼，而日本人恼羞成怒，派人到广州湾绑架他。幸得到通风报信，薛觉先与妻子唐雪卿及时躲藏起来。等到他的剧团原班人马到齐后，重新扯起“觉先声”的大旗，奔走广西玉林、梧州、贵县、桂林、柳州等地举行义演，将所得除伙食费外，全部捐作抗战费用。

也许有人会疑惑，梅兰芳、薛觉先、马师曾、李少芳这些唱戏的艺人，与陈寅恪、叶恭绰这些文人士大夫，陈策、陈济棠这些政界、军界中人，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国难当头，何以会取如此一致的立场？

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长大的，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即以《易经》元亨利贞而言，无非是仁礼义智。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民众者，就是元亨；奋起抗敌，浴血沙场为利；守节不移，以身殉道为贞。在国家危难之时，守节也是抗敌。有此气节，国家、民族未来复苏的生机，就不会灭绝。贞下起元，凤凰涅槃，胜利的一天，必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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