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培仁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富有创新性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多项空白，丰富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近日，《传媒观察》记者就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重构等问题，采访了邵培仁先生。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无论是新闻传播业界还是学界，都需要内外兼容、古今贯通。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当前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是“作为技术的传播”，还是“作为文化的传播”

Q①：邵老师好！最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的传播学专著，由衷感到，您是当代传播学领域的一位“宝藏学者”。这不仅是指您学术研究范围之广、成果之多，更是指您融通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大手笔、大视野与大格局。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把握和平衡学术研究的“专”与“博”方面的体会和建议？

邵培仁：我的确涉猎了多个领域，但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循序渐进的结果。就阅读与写作来说，我大概跟大部分研究者差不多，从读第一本“精彩的书”开始，被书中的精彩论述所折服。随着阅读量的增加，逐渐发现一些作者彼此“惺惺相惜”，在某一个问题上相互接引、发挥，发人深省但“意犹未尽”。他们聚合在一起，成为一条深厚的脉络，也成为自己思考的路径和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当自己面对各种现实情境时，往往也能“有感而发”，跟前人形成“呼应”。此时，如果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博”和一定程度的“专”，那么也意味着或许正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只对“似曾相识”敏感，却对矛盾和张力反应迟钝，尤其是要对各种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作出选择和判断时，自身知识结构的漏洞便凸显出来。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严耕望（）认为：“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这是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知识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人有时候需要忘记“专”与“博”的张力，让学术的兴趣和爱好牵引自己慢慢前行，在阅读中静心享受求知的无穷乐趣。

Q②：您在《华夏传播理论》一书的“前言”中论及“薪尽火传”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学命题，即如何在不同类、群之间打破隔阂，避免冲突，实现交流与融通。您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术观点，即在交通发达、传播迅速、东西方文化思想相逢甚或交融之际，我们依然应该“向古人请教”。因为“资讯往来仅属浮面，若无深层的智慧，终难提供终极洞见”。您这里提到的“中国智慧”，对今天我们想要摆脱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对外传播困境，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今天我们该如何以古为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和汲取具有现代性甚至未来性的思想成果，来实现更好的对外传播和全球传播研究？

邵培仁：对传播学科来说，“以古为师”的路径在很长时间里都像“异端”，似乎与年轻的、现代化的传播学格格不入。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传播的定义——将传播看作技术还是文化？从“作为技术的传播”看，古代世界似乎是一个过时、落后和原始的存在，是陪衬现代世界的背景；从“作为文化的传播”看，古代世界却是一个生动、活泼和智慧的存在，是启示现代世界的钥匙。“以古为师”，首先就要破除成见、放低姿态，让自己向中国古代的文化世界敞开胸怀。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宽容、平和、开放、交流、兼收并蓄，而不是隔阂、封闭、斗争、对抗。这种“和而不同，交而遂通”的人文主义品质，集中体现为儒释道互补并存的历史文化景观，这也是进行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国智慧”。

“对外传播”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传播。单纯依赖媒介技术不足以支撑跨文化传播或对外传播的效果。我们要像格尔茨（）所提倡的“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并且“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跨文化传播研究也要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充分认识和理解对方的价值观、认知水平和文化需求，以一种人性化的平等交流的姿态告诉他们，我们曾经、正在和即将是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会成为什么？

Q③：特别感叹您惊人的阅读量，尤其是您善于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家熟知的古代典籍加以重新解读和系统阐述，令人耳目一新。您对于中西传播文化的对比交叉研究也是俯拾皆是，风趣幽默。如您由管子的“遍知天下”联想到西方的“受众理论”，把《宋史》中的“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归为“排气阀理论”，将鲁定公的“一言而可以兴邦”比作古代的“魔弹论”，您还从东汉恒谭的“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的历史记载中读出了“晕轮效应”……在当前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到底该如何重构？理想的新闻传播学人才教育是怎样的？

邵培仁：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转变是打破现有学科壁垒，既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也主张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有机融合，破除“碎片化”“条块分割”“画地为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行如隔山”等一系列弊端。新闻传播学科的起步得益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因而融入自然科学早已成为一项“自觉”的传统。但却忽视了人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要素，忘记人文情怀才是我们传播研究的出发点、动力源和目的地。

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应该回归“人”的本质维度，走向技术与文化的结合；不仅要在原有的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交叉的基础上，继续融入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互联、人机交互等新技术，还要进一步与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联姻，建立一个整体互动的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教育同研究一样，要认同国际理念、追求国际标准、争取国际认同、进行国际交流，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但是，目前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问题比较多，需要掀起一场深刻的教学革命和学习革命。在新文科背景下，让学生既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知晓国际前沿知识和最新传播科技，也要懂得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能深切体味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关切，成为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Q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讲话中，强调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您的很多研究，如华夏传播理论、华莱坞电影研究等，都是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又能融通西方思想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独创性。您认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学，其新文科建设之路应该有着怎样的学术自觉和时代担当？中国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邵培仁：您的问题指向了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张力，蕴含着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但很多新闻传播学学者往往缺乏这种自觉——将全球性视为理所当然，却对本土性“视而不见”。学术当然需要批评和争鸣，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批评”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借用庄子的思维方式，谁来判定批评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对批评的“批评”、对反思的“反思”就更加难能可贵。

传播本土性是具有国际视野、全球内涵的文化本土性；传播学本土化是一种对“根”的追寻，也是一种对“干”的审视；是对世界文化和传播思想的涵纳，也是华人传播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将西方传播理论以及传播要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如何在理清西方学术脉络、借鉴中外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中国进行传播学术的寻根、探流和据实、创新。就像我为《华夏传播研究》创刊号写的贺词（）：“不应执拗于内，而应内外兼容；不要执意于古，而要古今贯通。”

Q⑤：您在论及传播学本土化建设中，还着重提到了亟需注意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吗？”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问。您能否把您这方面的思考心得，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邵培仁：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不少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问题意识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李金铨（）教授曾说：“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西方人是“团体格局”，中国人则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对于西方传播学，我们需要系统了解、虚心学习，但更需要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我所用，切不可照抄照搬。对于西方传播学的态度应该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亦即“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中国传播学研究也不是“越土越好”，因为过度“本土化”极易成为“井底之蛙”，为“世界”所嫌弃。因此，本土传播学要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必须尺度适中、张力合理、富有弹性，必须在坚持学术主体性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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