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地宇宙的‘道’搞成了在逻辑上完整的学说的是庄子。然而庄子的主旨和老子是绝然不同的。老子是为候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点隐世遁世的话。庄子把老子的道弄到另一个方面上去了，然而绝非老子本意。”[1]这种说法乍看有些惊世骇俗，但仔细想来还是有根椐的，老子固然也同情百姓，固然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并由此而怀疑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他的五千言重心究竟是什么呢？恐怕还是在于政治，在于如何治世。在《老子》一书之中，对于王侯将相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建议简直是俯拾皆是，在《德经》中犹为明显。他的理想是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不是无人而治，无为而治也不是其它什么，恰恰就是治世的方案。所以他的重心在于政治。而庄子的重心则在于个人的自由，即“逍遥”。其隐士思想更重。《史记》记载老子是个史官，怎么说也是个官，而庄子则绝不同，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但关于他不肯出仕的传说则更吸引人。而且《庄子》一书中隐约可见其身世的消息，可以见得其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其对现实的失望是深刻的，遁世思想是坚决的，这与老子不同，老子始终不忘对帝王将相出谋划策。当然，他们也还有一致的重心，那便是保真全身。

一般说来，哲学思想的提出总归于用，用的出发点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由此我们确定一条由学术之用到其学说产生的线索，及学说产生之后如何指导其用的线索。老子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怀疑与治世的渴望，提出了他的“道”，希望人们守道，返道，“致虚极，守静笃”，从而建构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而庄子出于他遁世避世的需要，将老子的道发展成为相对主义，自然主义。由此观之，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就不点自明了。

由上文分析可知，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从目的上来说，一个重心在如何治世，一个重心在避世，这的确是关键的线索。沿这条线索，我们再看看他们思想的不同。

从哲学上来说，庄子与老子最大的不同是从《齐物论》开始的，老子没有齐万物，齐是非的思想，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根本的改变。但是改变却不是没有依据的。老子的思想中心是“道”，道有什么特点呢？道是一个整体观念，道不是矛盾的某一面。但是老子思想里，静的一面似乎更符合于道。不过无论如何，老子承认的事物对立面的存在。事物的对立面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矛盾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可以向对立面转化，但是这种转化被老子看做是一种必然趋势，无抗拮性。

因此，人若是要长生，君王若想长治，那么怎么防止那种满则盈的必然转化呢？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到矛盾未生的状态，所谓“仁义出，有大伪”，回到仁义未成的状态，则无此弊病，然而这毕竟不现实。还有一种办法，是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守住矛盾的弱的一面，静的一面。表面的现实如“功遂身退”等主张。这种哲学观点也是老子的社会观，历史观的体现。而庄子则不同。庄子也同样有老子这种倒退的社会观，但是他更彻底，庄子将老子的形式的对立也取消了，是为“齐物论”。在《齐物论》里，庄子否定万物有差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他也否定了是非存在，在他眼中，是非标准被解放了，“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最后，他甚至否定了物我的分别，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实是庄子的创举，而非老子哲学所有的东西。

应该说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差别最大的也是在这里。因此说庄子的道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老子的道则更近于唯物主义，差别也就是在此了。不过，庄子的道未尝没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最大的差别实在是庄子的道与我为一，人的主体也成道的一分子，这是自然主义的思想，而在老子的思想里，道更多地表现为规律性的东西，而人在道之外。

以上分析了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的不同，老子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道”，人要顺道而行，是“守道”。而庄子站在“道”的立场上，站在“道”的立场上看，则万物莫不相同，从而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从上文还可以得知，在老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比较分明的，而庄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就没有分别了。因此老子讲守道，而庄子讲得道。庄子也讲守道，而老子却不讲得道。如《老子?三十章》说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这里讲的是守道，人不是道，但必须守道，否则为不详。而庄子则不同。庄子虚构了许多得道真人的状态，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逍遥游》里的描述：“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其尘垢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物是很符合庄子的理想的，逍遥自在，绝对不参与政治，“其尘垢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自然是绝对自由的。

但是得道如何可能呢？正是从“万物与我为一”的齐万物的思想而来，既然人是道的一部分，那么主体的存在便是道的存在，道并不消亡，人纵然有生死，但是生之前、死之后人又在哪里呢？岂不是在道里吗？他把人看做道的产物，因此，人应与道携游无羁，这样既不生不灭了。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那条由“用”到学说的产生的线索，庄子梦想逍遥游世，绝对自由，在这里从哲学上实现了。而老子梦想的是太平治世，但同时又怀疑当时的社会秩序，因此提出了他心中的“道”，人要依道而行，从而提出了他治世的一剂药方。当然，他们亦有一致的地方，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充满不满与怀疑，对于下层阶级富有同情之下，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统治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而庄子与更进一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因此，庄子也讲守道，但老子不讲得道。

初读《老子》与《庄子》，一眼便可看出他们的一个不同，那便是文风的不同，《老子》简约谨慎，字字千金，《庄子》恣纵洒脱。其实这不仅是风格上的不同，也是思想不同的表现，老子守道，固谨慎处虚，庄子讲得道，固逍遥自在而无端崖。这是根本的不同，以下我们再看看他们在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方面的不同。

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因为老子的道更近于柔弱的一面，所谓“柔弱胜刚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这种静的段向实在是老子的主张，动虽然也是道之动，但是动最终还是要返的，即返回道的本真状态，只有静才能常保不变，只有卑下才能才保不变，所以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那么庄子的人生观怎么样呢？庄子的人生观是坚决出世的，他最想往的人生状态就是得道真人的状态，绝对自由，水火不侵，“庄子是一个在大悲局中的无可奈何的人，于是一切以自然的命来解脱”[2]，应该说庄子对于命运是不抗争的他想通过人天合达到自由，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

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命是无可抗拒的，“天地岂私贫我哉？本其为之者而不得也，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命实在是道的一部分，人不能改变命运，只能顺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是把人消解了，从来达到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改变命运而得到的，而是顺从自然而得到的，由此，一切苦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梦想。那么，现实中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安时而处顺”，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秋水》），在世俗中游戏，虽然形不自由，但心却自由。这是庄子的人生观。

那么社会观呢？老庄的社会理想都是倒退的。不过，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庄子也一样，但更进了一步，他的最理想的社会并不是小国寡民，而是更加彻底的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溺，民以止矣。”（《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人类纯自然化了！这也就是庄子把人解放了的后果，这样的社会固然自由，其实也没有自由，因为自由的主体消失了，没有意志，何来自由？就实在是庄子的可悲之处，他硬是把悲剧喜剧化了。

再看看历史观吧。庄子的历史观是倒退的。其实由上文可以看出，庄了的思想其实是超历史的，是非历史的历史观，他虚构了许多人物，老子还想有一个社会，庄子这里连社会的存在也可以不要了。

老庄的思想实在是非常宠杂，而且有很多原本就说不清楚的矛盾，因此绝对化了是不行的，彻底的比较也不是本文所能做到。总结全文，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异同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人生，社会的理想的异同，因为他们即有一样的社会观，但又不完全相同，庄子对于社会的怀疑更为深刻，对于社会的绝望同样如此，因此老子还热衷于提出治世方案，而庄子则解构是非，解构社会，这些异同是理解他们学说异同的中枢所在。

有人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庄子是唯心主义的，我认为不必然，在老庄的体系里，唯物与唯心并不分明，因此后来的唯物者与唯心者也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过，看看后世的禅宗、儒家的心学与《庄子》齐物的思想的关系的确是别有兴味，其实从庄子开始，人就成了一个小宇宙。总而言之，老庄之间差别是大的，但同时也是模糊的，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