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冥然自合”的蒙昧主义认论在认识论上，郭象发展了《庄子》的绝对怀疑主义，否定客观物质世界可以认识，主张取消人的认识活动，鼓吹“知出于不知”，并且进一步鼓吹主观与客观“冥然自合”的蒙昧主义。郭象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无法认识的。这是从他的神秘主义“独化”说中必然导致出的结论。因为，根据他的“独化”说，天地万物之“迹”的发生和变化，都是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的，是无因可究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齐物论注》）。因此，他认为：“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但当顺之”（《天运注》）。意思是说，对于事物，近者或许还能知道一些原因。如果追根究底，那事物都是没有任何原因而自己如此的。既然事物都是自己如此，也就用不着去追求它的原因了，而只要顺着它就行了。这也就是说，客观事物既然没有原因可探究，那也就无须去认识它。对此，郭象有更为明白的说明。他说：“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圆者已自圆，方者已自方，未有其根者，故莫知”（《知北游注》）。既然客观物质世界无法认识，也无须认识，因此郭象是把客观物质世界排斥在认识对象之外的。郭象又是根本否定人的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他认为，任何事物的本性都是有限的，它的活动能力和范围都不能超出其本性，也不应超出其本性而去追求其本性之外的东西。他说：“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虽希翼鸾凤，拟规日月，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注》）。万物是如此，同样，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也是有限的，不应当去追求耳目心知本性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的东西。他说：“聪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为有余，少方不为不足”（《骈拇注》）。他认为，人们如果去追求他本性所规定的范围之外的认识，必然陷于不可自拔的困境。这就是他说的：“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殆已”（《养生主注》）！那末，应当如何才好呢？他说：“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齐物论注》）。又说：“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为者有分，故任而不强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极，故用而不荡也”（《大宗师注》）。郭象在这里强调人的作为“有分”，认识“有极”，鼓吹要“任而不强”、“用而不荡”，其要害即在于根本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他又说：“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见，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迟速之节，聪明之鉴，或能或否，皆非我也”（《秋水注》）。这就是说，足之行、目之见、心之知都只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或者说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活动，而不加有任何主动积极的因素在内。所以说，行之快慢、见之聪明、知之能否都不依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为转移。这也就是他说的：“所谓知者，岂欲知而知哉！所谓见者，岂为见而见哉”（《人间世注》）？总之，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只能消极地“任其自动”（《秋水注》），人的认识只能象镜子一样“应而不藏”（《齐物论注》），而不应发挥任何的主观能动性。由此，他认为：“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即试图发挥一下自身的能动作用，那就必然“逆其天机而伤其神器也”（《秋水注》），即违背本性而伤害精神。郭象既然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无法认识，又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出自身本性所规定的范围，因此他就公开主张取消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活动。他在解释《庄子》“吾丧我”一语时说：“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齐物论注》）。又说：“至人知天机之不可易也，故捐聪明、弃知虑，魄然忘其所为，而任其自动”（《秋水注》）。他甚至宣称：“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为宗”（《大宗师注》），公然鼓吹以不知为知。所以，他又说：“是故真人遗知而知，不为而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称绝而为名去也”（《知北游注》）。郭象还认为，人的一切认识活动，以至于一切言论、理论，不仅不能使人明白起来，反而只能使人越来越糊涂。这就是他所谓的“言之者孟浪而闻之者听荧”（《齐物论注》）。在郭象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照之以天而不逆计（预先推测），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同上）。郭象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无法认识，不能作为认识对象，那是不是说他就完全否定了认识对象的存在呢？他认为，人们应当以“不知为知”，人不应当发挥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那是不是说他就完全否定了人的认识活动呢？不是的。他心目中另有认识对象，那就是他所谓的物之“所以迹”的“天理”、“性命”。他否定的是人的正常的认识活动，而竭力鼓吹“冥然自合”的蒙昧主义的神秘认识活动。这就是他说的：“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齐物论注》）。前面我们曾详细地分析过郭象所谓的“所以迹”的“天理”、“性命”，是无形无迹，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东西，以此作为认识的对象，当然用正常人的认识活动是无法去认识它的，而只能用一种神秘的“冥合”去认识它，即所谓“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相反，如果“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间之变，应乎世事之节者，未之有也”（《人间世注》）。郭象认为，这种“冥合”的认识活动，必须排斥耳目感官和心知思虑的活动。如他说：“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人间世注》）。“凡得之不由于知，乃冥也”（《知北游注》）。那末，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主体与客体沟通起来，或者说“冥合”起来的呢？郭象说：“将任性直通，无往不冥”（《人间世注》）。又怎样才能“任性”而“直通”，“无往”而“不冥”呢？其关键在于“忘己”。他说：“人之所以不能忘者，己也。己犹忘之，又奚识哉！斯乃不识不知而冥于自然”（《天地注》）。而“忘己”的最终结果又是要达到物我俱忘，一切都忘。他又说：“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大宗师注》）。“此忘天地遣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也”（《齐物论注》）。总之，郭象所谓的“冥然自合”，实际上就是通过主观的修养，去消除主客观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从而“任”己之“性”，去应物之“天理”、“性命”，也就是说，使主体和客体关系成为一种神秘的直接相合的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泯然与天下为一”（《人间世注》）。由此可见，郭象在认识论上陷入了否定人的正常认识，鼓吹“冥然自合”的蒙昧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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