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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解译］

　　了解别人的是在心机上有机智，认识自我的就是在意识上明察、开明了；能打胜别人的是在体力上有力量，能胜过自己的就是在思想上强大了；只知道衣食充裕的人只能在物质上富有，不断竭力前行的人就是在精神上有意志和打算了。

　　不丢掉他所需之物的只能达到长久，人死了却仍不消亡的，才是长寿、不朽的。

　　［简注］

　　在这一章，作者对人的“心性”和“物性”做了系统的比较，再一次指出了人的“知性”及其“道说”所潜在的政治危机性，并指出了“知性”及其“道说”存在发展的永恒性。在作者看来，人的身体和物质都是可以消灭和灭失的，唯有人的心性及其认识、思维的成果却难以消灭，它不但能启示当下，还能通过概念和“道说”世代相传，让人“以阅众甫”，“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执今之道以御未之有。所以，对于政治统治来说，第一要务无疑就是控制人的“知性”及其“道说”，而尽量把人限制在其“身体性”和“物性”里面，“去彼取此”，“为腹不为目”，“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无为则无不治”。这是作者在本书中的核心政治观。这里的“志”是其本义，指“意志，志气，意愿，心之所向，未表露出来的长远而大的打算”，也即《国语·晋语》所言的“志，德义之府也”、孟子所言的“夫志，气之帅也”；“所”是指“为其所需的”，与《易·系辞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中的“所”同义。

　　［学思对照］

　　本章中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庄子在《让王》中有着如下的阐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之父曰……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之伯，子州之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大王亶父曰：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遂不受也……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

　　这里所说的“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的观点，文子在《符言》中也有如下相近的描述：“能成霸王者，必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已。能胜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挌，柔胜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众不胜成大胜者也。”与作者的论述相比，文子在这段话中表达的思想显然是只注重了“胜人者有力”，而不是作者所要着重突出和强调的“自胜者强”，二者相比，在同样的理论原理的基础上，作者的思想和认识无疑更加深入了一层。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等同于《管子·权修》中所论述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与这段话所说的不同的是，作者在理论中已经把“人”深化到了“人的自身意识”。

　　到此章为止，一个渐渐的明显的规律，也在本书和《庄子》、《文子》、《管子》这四部著作的对照之中，显露了出来，这就是，以本书的某些语句作为主题的论述，会以整篇“寓言”的形式，严谨地出现在庄子的著作之中，也会以论述解释的形式出现在《文子》之中，但到了《管子》的若干章节之中，却会相距很远，已经变成了很难辨识出原句的实践性应用，但既出现在本书之中，又明显地以细微的差别出现在《文子》一书中的部分语句，在《庄子》中却看不到任何踪影，而在《管子》中，却有几乎等同的论述。这无疑说明了本书和《庄子》、《文子》这三部书，在某一部分上，是同时具有某种相近的“血缘”关系的，而本书和《管子》又在另一部分上具有极近的“血缘”关系，本书和《文子》则在这两个部分上都同时具有极近的“血缘”关系。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这三个“血缘”关系中，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既有关系还观点一致的，但在一分为二的第三个关系中，却是在一部分上观点一致，在另一部分上却相互矛盾的。这无疑说明了本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上与《庄子》和《文子》两部著作相比，是有着两种成分的，一种是和《庄子》、《文子》有着同根同源的基础理论的部分，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原始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的个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和《管子》中的一些篇章所表露出的是同一种思想。这也就是说，本书和《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很可能是同一个作者，而本书中那些作者赖以思考的基础原理部分，则和庄子、文子所赖以发挥其思想的那些“母题”一样，却是另一位作者的同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作为被作者拆散引用的语句，和庄子每一篇文章的“寓言”主题，形成了清晰的相互验证，并具有一定的可以把握的规律性。这几个关系的渐渐清晰，无疑也为我们推证本书的作者，和辨析本书各章节中的语句关系而进行二次验证，提供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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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非，年生，山东临沂人；著有诗集《泥与土》《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白云铭》《傍晚的三种事物》《一只蚂蚁上路了》等，现居海南。

诗与思

江非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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