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归于先天本性，崇尚上古的道德时代。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義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鉤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马，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性起时扬起蹄脚奋力跳跃，这就是马的天性。即使有高台正殿，对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等到世上出了伯乐，说：“我善于管理马。”于是用烧红的铁器灼炙马毛，用剪刀修剔马鬃，凿削马蹄甲，烙制马印记，用络头和绊绳来拴连它们，用马槽和马床来编排它们，这样一来马便死掉十分之二三了。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驱赶着它们，让它们急骤奔跑，让它们步伐整齐，让它们行动划一，前有马口横木和马络装饰的限制，后有皮鞭策和竹条的威逼，这样一来马就死过半数了。制陶工匠说：“我最善于整治粘土，我用粘土制成的器皿，圆的合乎圆规，方的应于角尺。”木匠说：“我最善于整治木材，我用木材制成的器皿，能使弯曲的合于钩弧的要求，笔直的跟墨线吻合。”粘土和木材的本性难道就是希望去迎合圆规、角尺、钩弧、墨线吗？然而还世世代代地称赞他们说，“伯乐善于管理马”而“陶匠、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材”，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啊！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该这样。百姓有他们的天性，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单独而不结党，叫做任其自然。所以，道德最完善的时代，人们的行动总是那么持重自然，人们的目光又是那么专一而无所顾盼。正是在这个年代里，山野里没有路径和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和桥梁，万物在一起生活，没有乡村的分别，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遂心地生长。因此禽兽可以用绳子牵引着游玩，鸟鹊的巢窠可以攀登上去探望。在那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年代，人类跟禽兽同居，跟各种物类并存，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人人都无知，却有本性的大智慧。人人都无欲，叫“素”和“朴”。因为大家都朴素，就都守在了本性上。等到世上出了圣人，勉强地倡导仁，竭力地去追求义，于是天下开始出现疑惑。放纵为乐，繁杂为礼，于是天下开始分崩离析。所以说，天然的木料不被剖开，谁能作成牺尊之类酒器！白玉不被毁坏，谁能做成珪璋之类玉器！道德没有丧失，哪里用得着仁义！自然天性不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混乱，谁能调出华丽的色彩！五声不错搭，谁能够应和六律！破坏了朴实的本来作为器皿，是工匠的罪过，毁坏了自然本性的道德推行仁义，是圣人的罪过！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再说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颈交颈相互摩擦，生气时背对背相互踢撞，马的智商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头上，那么马就会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轭木，暴戾不驯，或诡谲地吐出嘴里的勒口，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所以，马的智商竟能做出与人对抗的态度，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上古赫胥氏的时代，黎民百姓居处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圣人出现，勉强用礼乐来匡正百姓的形象，标榜仁义来慰藉百姓的心，于是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智巧，争先恐后地去竞逐私利，而不能终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