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道家，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而我们就看下道家思想发展的历程。从两汉到唐代，道家治道思想呈现出兼收综合、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发展的特点。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生了融会儒道、以道为宗、试图调和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之关系的魏晋玄学；二是出现了将道家治道与宗教神学相融合的《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早期道教经书；三是出现了道教领袖张鲁秉持道家治道以宽简治民的方式治理汉中的政治实践。黄老之术在汉初的牛刀初试，一方面带来了政治上的宽松安定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但过度的自由放任而导致的经济失控与政治动乱，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至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改弦易辙。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文化政策的推行，黄老之学从官方哲学的地位退下，向社会的中下层发展。儒学成为官方哲学，精通儒经成为众多士人趋之若鹜的终南捷径。而儒家经学愈演愈繁，日益流于烦琐荒诞，为人们所厌。加之，统治者所奉行的名教政治助长了欺世盗名、名实不符的颓风。因此，自然朴素、“审察名理”的黄老道学日益成为一些思想家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王充、郭林宗、蔡邕、杨厚等人皆为研习和传播黄老之学的代表，汉魏之际兴起的以循名责实为主要内容的名理学正是直接继承黄老之学形名思想的产物。同时，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后，豪强混战，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造成了社会的动乱、恐怖和黑暗，人们期望从道家思想中寻找精神避难所。这一切，为道家重登历史舞台提供了社会环境和理论基础，于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以道解儒、综合儒道的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应运而生。玄学家试图弥补儒家以名教压抑人性、使人拘谨自守的缺陷，他们沿着老庄斥礼返朴的思想路径，以恬淡自然的态度取代礼教的繁文缛节，并一扫汉儒烦琐陈腐的学风，围绕着本末关系、有无关系、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诸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乃是“迹”与“所以迹”的关系，试图弥合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的分裂与尖锐对立，重建合于时代要求和自然人性的道德礼法，以弥补封建统治者以名教压抑人性的缺陷，使社会重新步入有序，以求得政局的稳定。魏晋玄学给学术界带来了清新空气，这对于提升道家思想的理论水平，进而提高民族哲学的思维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玄学家将老子思想进一步朝着抽象哲理的向度发展，而另一些人则从宗教神学的方向阐衍老子思想。随着黄老思想的盛行，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老子逐渐被神化。在神化老子的进程中，老子与道教紧紧牵到了一起。民间早期道教“太平道”、“五斗米道”尊奉老子，将《道德经》奉为诵习的主要经典。据《三国志·张鲁传》所载，张鲁承嗣其祖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在汉中以此道教化民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他以《道德经》为该教的主要经典，为便于向教徒宣讲，乃为之作注，名《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在继承老子养生与治国相结合思想的基础上，又从追求长生不死的神秘主义方向发展老子之学，成为道家向道教过渡的中间环节。这段史料虽然字数不多，但却相当可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道教领袖张鲁秉承诚信守朴、无为而治的道家治道进行社会管理的状况。首先，管理者设立教规，重视道德教化，引导民众“诚信不欺”，检束身有病者则让其闭门思过；其次，在生活上实行按需分配的制度，并且对于贪婪多取者以“鬼道辄病之”的宗教信仰加以防治；再次，对于犯法者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经过三次批评教育后再重犯才给予处罚；最后，不设置正式的行政机构，以教职人员祭酒代替执行某些行政职能，颇受汉族和巴夷少数民族的欢迎。可见，张鲁秉承老子治道，以宽简治民的方式治理汉中，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收到了“民夷便乐之”的管理成效，成为汉末一支颇有实力的割据势力。至建守二十年才被曹操所率的西征大军所降服。在中国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特别是来自社会下层人士的治国理想基本难逃纸上谈兵、束之高阁的厄运，但张鲁却创造了应用老子宽惠之道“雄踞巴、汉垂三十年”的显著成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由社会下层民众成功地运用道家治道的案例，充分证明了道家治道在区域性社会治理中的效度，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惜其资料匮乏，无从更清晰地窥探这个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世外桃源。史籍中关于早期道教对老子治道的践行虽然语焉不详，但张鲁祖孙等早期道教领袖对老子其人其书的尊奉、研习、阐发以及一定程度的践行，都为道家治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在道教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尊神，他的五千言被信徒奉为《道德真经》，成为道教教理、教义的基础。不少道教学者通过阐释《老》、《庄》来发展道教宗教理论，在《道藏·洞神部》中，道教人士为《南华真经》即《庄子》所作的注释多达12种，其中南宋武林道士诸伯秀所辑撰的《南华真经义海篡微》长达卷，而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南华真经注疏》中的“疏”就是唐代道教重玄学大家成玄英所撰。在杜光庭所著《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列举的汉唐以来六十余家《老子》注疏中，具有道士身份的注疏者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故孙亦平认为，“推动汉唐老学思想发展的主力是道教学者”。与一般学者着重从学理层面诠释老庄学的路数不同，“道教人士理解与诠释《老子》兼有信仰与学理双重层面”。在这种信仰与学理双重并举的过程中，道教学者对道家治道作出了自己的深刻体认与阐发而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道教徒对于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中正宗地位的儒学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他们不再斥礼、责仁、弃义，而是倡导忠孝、仁义，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奉为不可违逆的天地之理。如早期道教典籍《太平经》就极力推崇已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三纲。同时，道教还吸收儒家礼乐文化和原始宗教中祭祖、奉天、祀神等仪规，呈现出与道家既相承又相异的特色。由于李唐统治者对老子的推崇，道家思想在隋唐时期得到充分的普及和发展，成为治国、修身的指导思想。道家思想摆脱了魏晋玄学“清谈”的窠白，在深度和厚度方面不断扩充，其政治主张呈现出兼容综合的倾向。而对于这个话题，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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