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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福来白癜风保健液 https://news.39.net/bjzkhbzy/170919/5706554.html1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界崇尚学术史的研究,颇成为一种风气,且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早在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潘树广、黄镇伟、包礼祥所著的《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一书就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史专著自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年问世,至年郭英德、谢思炜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出版,其间据不完全统计,陆续有关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杂剧、晚清小说等专题性研究史10余种出现于学术著作之林。”此后至今又有多种此类学术史著作问世。郭豫适先生据笔者所知,除《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一—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上述已提及的学术史专著之外,尚有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知识岀版社,。按:此书虽非专门的唐诗学术史研究,但设有“学术史篇”一章),许总的《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按:本书首次从宏观的角度描述杜诗研究史),刘梦溪的《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按:此书系红学专题学术史研究),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沈玉成、刘宁的《春秋左传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许总的《宋诗史》(重庆出版社,)与《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黄炳辉的《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欧阳健、曲沐、吴国柱合作的《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钟优民的《陶学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王友胜的《苏轼研究史稿》(岳麓书社,),洪湛侯的《诗经学史》(中华书局,),常森的《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竺洪波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白盾、汪大白的《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方勇的《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如此等等,足以见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蔚为大观。不过,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如同《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一书其实已指明的那样,则是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的著名红学家郭豫适先生。《红楼研究小史稿》郭豫适先生的红学史研究专著即是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研究小史稿》与年8月该社刊印的他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郭先生的这部红学史研究专著问世后至今犹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例如,胡建次与潘牡芳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研究述略》一文中说:“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首先是从小说研究开始的。年和年,郭豫适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同上,年),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拓荒的意义。”①黄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也说:“郭豫适自I年起因教学需要,编印了《红楼梦研究简史》的讲义,后不断整补修改,终于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稿》,翌年8月,又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是《石头记》问世以来第一部研究红学发展史的专著,也是‘文革’以来第一部文学类学术史专著”,认为这一部红学史著作“奠定了‘红学’发展史的撰写框架和模式,开启了红学史研究的新阶段。书中随处可见的流畅、严密、左右逢源的犀利评议语词显示出那一代人的史识与时代意识,著者‘秉笔直书’的著史态度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对学术史的撰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②。郭豫适先生上述评价,我认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诚然,郭先生在红学包括红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一部专著,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论文,其中不少论文,收录代表最高水准的《红楼梦》研究论文选集,或为有关权威刊物所全文转载。如刘梦溪先生曾主编取舍甚为谨严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前言说:“本书共选录了九十七位研究者的红学论文一百零五篇”,“同一研究者的文章,一般只选一篇,最多不超过两篇,以最能代表其学术成果的论题为依归”③。该书收录红学论文两篇的只有俞平伯、何其芳等少数红学研究名家,而郭先生的论文《论〈红楼梦〉思想倾向性问题》、《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一一评介〈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谈”、“新评”、“新叙”》就被选录其中。又如,《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一文,被收录由郭皓政先生主编、陈文新先生审订的《红学档案》,该书“精选了十六篇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或代表性的论文,对其加以评介”;郭先生此文与其中选录的张庆善先生的一篇文章,被认为“对索隐派和新索隐派的产生发展做了大体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④。而郭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年2月号上的《关于〈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讨论》,则曾被《新华月报》年3月号全文转载。他如《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拟曹雪芹“答客问”—红学研究随想录》、《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有关续书问题的评论》、《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一—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隐派》等等论文,也颇得到学界的好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郭先生在红学包括红学研究史方面能取得这样非同寻常的学术贡献,即如他的红学史研究专著,在近三十年后尚能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这决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一个学者要取得学术研究上的成功,勤奋、博学、天分等等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其学术品格亦极为重要,否则,就常常难以指望有真正的学术发现与创造。郭豫适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包括红学历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显然也与其学术品格密不可分。在笔者看来,郭先生可贵的学术品格,主要有两点:一、勇于开拓;二、实事求是。这诚然是老生常谈的八个字,郭先生却以他坚实不倦的学术实践,对此作了独到的阐释,而在《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一部专书的撰著中,尤有集中的体现。2在郭豫适先生研究红学史之前,人们对红学的历史已有一定的研究,但显然不够系统、全面。如阿英在年发表了《红楼梦书话),年编定了《红楼梦书录》,白衣香在年发表了《红楼梦问题总检讨》,杨夷在年发表了《红学重提》,习之在年发表了《红学之派别》,这些著述对红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流派有一定的划分、评介,但有不少研究并不允当。如阿英在《红楼梦书录》中将红学的历史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王希廉的研究为第一个阶段,王国维的研究为第二个阶段,蔡元培的研究为第三个阶段,胡适的研究为第四个阶段,这在今天看来显然不科学;而习之在《红学之派别》中将红学研究的派别分为历史影射派、考据派、哲理派、心理派、统计派、西洋文物考证派、医学派、竹头木屑派、旧学派、时代模拟派,其分类的标准有点随意,甚至有点混乱,也太过于仔细。郭豫适先生此后,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年对曹雪芹的纪念及至年的评红运动,是解放后大陆比较重要的《红楼梦》研究活动,但其重心显然不在研究红学的历史。这里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海外潘重规先生在年发表了论文《红学六十年》,表面看来似乎意在对此前六十年的红学历史进行总结,但细读潘文就会发现,他所说的“红学”,主要是指有关《红楼梦》的历史文献的研究,因此,该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历史的研究,何况所论也只有六十年,并不涉及整个红学的研究历史⑤。这就是说,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真正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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