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隐秀》是《文心雕龙》唯一残篇，全文围绕创作论进行论述。将其置于中国古典文论发展史，可以看出“隐秀”文艺观对儒道文艺观有选择地吸收和发展，特别是与《庄子》辩证思想和寓言思维具有内在关联性，二者内涵互通、观点契合，具有重要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价值。关于《隐秀》的内涵，刘勰解释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隐”是重旨，是复义，是隐藏在表义之外的含义，是在曲折与隐藏中被慢慢揭开面纱，与晦涩不明、诘屈聱牙有着本质区别。“秀”的本义是植物抽穗开花，是植物最靓丽的时期。借此刘勰将“秀”引申为两层含义：一是“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秀出、独拔之意；二是“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秀丽、秀美之意。刘勰认为“秀”处是篇章中最出挑、最绝妙处，是让人眼前一亮能概括主旨核心或是符合美的想象的卓词警句。《老子》云：“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认为受万物尊崇的道和德非人为因素所致，而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的。刘勰把老子哲学之自然引向文之自然，以此说明文学文章的产生也应合乎自然之道并顺应自然之道。那么“隐”“秀”二者也应顺应自然之道，在情感学识达到顶峰时，自然而成。刘勰的“隐秀”与庄子的关联有其复杂性，这表现在“自然观”“道”的理解、言意关系等方面。“自然”一词在《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可以说是刘勰对于文学、文章，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最核心的认识和要求。“自然”一词始见于《老子》，庄子论“道”与老子并无二致，只不过更加完善、更为充分。道家的“自然之道”启发了刘勰，他将之吸收提炼形成了自己“文之自然”的主张，尽管其中不止包含着道家的概念，但道家“自然”所包含的最基本的意涵，如“本来如此”“应当如此”“自然而然”等都是刘勰“文之自然”的立论基础。具体表现在，对于文学创作，刘勰要求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需以“自然”为基石而成其作品，反对雕削、刻意为之。向前追溯，第一个提出“道”的人并非老子，早在《易经》中就出现了。《易经》的卦象爻辞中虽未言及“阴阳”二字，却多处都显示出了阴阳之意。可以说，在老庄之前，阴阳这种对立之辨还只在萌发阶段，而经过老子的提炼与升华后，仅在《老子》中，就出现了贵贱、荣辱、祸福、强弱等不胜枚举的对立统一的词语。《隐秀》篇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刘勰借阴阳卦爻的拆分组合引起的结果与意蕴的不同来说明“隐”的复义和意在言外的特点，这是道家和《易经》赋予他的巧思，与《庄子》文本表现出来的意蕴殊途同归。庄子清楚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他认为能用言语相传的都是事物粗浅的外表，并不能传达深层次的东西。刘勰吸收庄子“言意观”并有所发展，不再囿于“言不尽意”的局限，而是跳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利用这一特点提出追求“言外之意”的创作论。具体来说就是有意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表现手法描绘难言之意，让言语有余地、有留白，以供读者自我填充和想象。比之“隐”与道家的关联，“秀”更多来自魏晋人物品藻的风气。从道家哲学思维来看，“隐”是形而上的抽象领域，“秀”则更多与具体、感性相关，是言、形、象这一类看得见摸得着的表层之器物。细读《庄子》文本，可以发现庄子寓言中的体道意象暗合于“隐秀”之“秀”，其文本写作中可以说是“秀”处难掩，极具艺术冲击力。刘勰认为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仅要含蓄蕴藉，意蕴深厚，文采斐然，更要有余音绕梁、曲折深隐的余味。这种余味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核。庄子《内篇》几十则寓言，无一不是“隐秀”文艺观的典范。《逍遥游》作为庄子述道遨游的第一篇文章，历来备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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