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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逍遥游》庄子注当中，“逍遥”一词共出现13次，这其中对于阐明“逍遥”，最重要的一处为：“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也”，“自然”在郭象看来即为“物之自尔”，也就是“让物顺应其性”。所谓“性”，即为“使一物为此物”的根据，在郭象看来万事万物皆有其性，并且物性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之分，“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在这里郭象明确地表明了物性之间各有定分，因而并非羡欲能够改变，更进一步地，郭象表明了这种“羡欲”是对生命的一种无谓的负累，唯一的重点在于是否能够“足其性”，也即将自身的性完满地展现，这也就是郭象所强调的“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但同时这种展现并非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也就是“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综合而言，在郭象看来“逍遥”即要求“让物不受干涉地成就自身”。然而，物性的实现在郭象的描述中并非全然不需要外物，“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透过鹏之例，郭象想要表明即便是伟大如大鹏者，也需要风的帮助来使得大鹏的性得以实现。物物之间性各不同，因此想要实现它们的性也需要不同的条件，“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但郭象也点明贯穿这些条件的根本条件为“各足稱事”，也就是这些条件适合其物并且能使其性达“极”，而这个目的的完成也就是“逍遥”的实现。但是这样的“逍遥”，在郭象看来并非最高的“逍遥”，因为物性的实现一旦需要某些条件，也就是“有待”，便会有某些倾向。这里便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倾向存在着对立面，一旦偏向某种倾向便失去了统一另外一种倾向的可能；一旦“有待”就必定为其“待者”所束缚，“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二者所导引出的最终问题是这样的“逍遥”是将全部生命收束于自身，而完全断绝与其他生命之交感。这并非是庄子之逍遥，而是老子，甚至只是杨朱的“全真葆性”式的、独自通式的“逍遥”。但在《庄子注》当中，郭象还提及了“无待者的逍遥”。“无待者”能够“与物冥而循大变”，也就是能够感通万物、顺应其性，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性当中；但是感通万物，也并非为万物所拖累。“无待者”顺应至理，不去干扰万物的运行而最终使得万物能够成就自身，也就是“无为”。郭象的此种解释与宋明理学之精神颇有契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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