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蜀史巨擘常璩是方志鼻祖天眼新闻

发布时间:2024/5/23 9:34:26   点击数:
中科医院专家 https://yiyuan.99.com.cn/bjzkbdfyy/yyzj/260589.html
《华阳国志》常璩画像在10位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不乏当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蜀中才女,可提起“常璩”,也许会令不少年轻人迷惑和好奇,他是谁?相较于司马相如、陈子昂等,常璩并不那么为当代人所熟知,但若提起地方史志,常璩和其所著的《华阳国志》,无疑在该领域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对常璩有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方志鼻祖’,他是地方志完整体系的创始人;二是‘蜀史巨擘’,更是巴蜀史的功臣。《华阳国志》完整地记载了从开辟以来到东晋初年的巴蜀史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这两大功劳,让常璩毫无悬念地入选了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这样说。常璩的“璩”(qú),有故事!作为“方志鼻祖”,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他所撰《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作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常璩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在了解他的故事生平的同时,也对他的名字产生了兴趣:“璩”应该怎么发音,它的寓意又是什么?璩,读qú(“渠”音)。其释义上,一作“耳环”,《说文新附》中载:“璩,环属。”二为“玉名”,邹阳《酒赋》里写“绡绮为席,犀璩为镇。”也有解释说古代玉环称作璩,很高贵。此外,“璩”还是姓氏。据考,“璩”姓之先祖为春秋时卫国上大夫蘧伯玉,大家熟悉的成语“螳臂当车”的典故就与他有关。说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贤人名叫颜阖(hé),被卫国灵公请去当其太子蒯瞆(kuǎiguì)的老师。颜阖听说蒯瞆是个有凶德的人,到卫国后,就先去拜访卫国贤者蘧(qú)伯玉,请教如何教好蒯瞆。蘧伯玉回答说,“您先来问情况是对的,有好处,但要想用您的才能教好太子是很难达到目的的”。随后他并进一步说道:“汝不知夫螳蜋(‘蜋’同‘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意思是:“螳螂鼓起双臂来阻挡前进的车轮子,它不知道自己是力不胜任的,而是确实认为自己的这种举动是好的,是有益的。颜阖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您的作为像螳臂当车一样,您要戒备啊,慎重呀!”另外,《庄子·天地》也有“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辙,则必不胜任矣”这样的话。有资料显示,“蘧”姓易为“璩”是在唐朝天宝年间。蘧伯玉的后裔传到27世“秉”,曾任唐朝的光禄大夫,因蒙冤遭参,为避祸将其全家分三姓各自逃亡,即易“蘧”姓为“璩”“瞿”和“渠”,音同字异,仍为一家。而“璩”字是“蘧”字去草头,去走之,意在愿后人不做官、不坐车,做布衣平民,耕读传家;加王旁(古汉语称王字旁为玉旁),意为不忘先祖“伯玉”。因此“璩”姓自唐至今。还有说“琚”姓演变自“蘧”“璩”。但关于这个演变,目前有说法是因为受汉字简化误导,比如“據”的简体字是“据”,“劇”的简体字“剧”,所以“璩”的简体字被认为是“琚”。“琚”读音为“jū(居)”,解释为古人佩戴的一种玉。常璩他老人家早就发现重庆人耿直成都人文雅漫步文化气息浓厚的街子古镇,走到江城街的尽头,就能看到气势宏大、风格清雅的华阳国志馆。该馆以纪念常璩为文化主题,全面展示了《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风流人物、史志典故、民风民俗、自然山川等内涵丰富的内容。在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中,地方史志数量不可枚举,但大多都流行一时,便湮没在岁月变迁中。惟有《华阳国志》,流转千年生命不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在体裁上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实为地方志上的一个创举。“此前的地方志,要么注重历史,要么只写地理位置,或者只讲地方人物。而常璩有意识地借鉴了三种史书的长处融为一体,巧妙地将地理、历史、人文、物产乃至科技结合起来,所以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解释道。此外,只注重过分夸张该地域的优越性,没有“照顾”外乡人的情绪,也不顾及该地域当时在全国的地位,是当时地方志的“通病”。因此,不少地方志只流行于本地区,出了当地便没有了价值。“但《华阳国志》不仅本地人喜欢,外地人一样喜欢,因为其很公正。常璩在写这本书时,正是蜀人于朝政中被排挤时,但他写书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是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过分夸大巴蜀之地。”舒大刚还介绍说,《华阳国志》中提到的巴和蜀的文化取向,基本上也符合了历史发展。“书里写巴地的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说他们比较耿直,爱打抱不平;讲蜀地‘多文士、好文雅’,总结称‘巴有将,蜀有相’。放到当下来看都非常符合地域特征,可以说冥冥之中预见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历史走向。”生于蜀中大族注重历史是家族传统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西晋末年,常璩出生于蜀地的江原常氏,其为蜀中大族,本就是文化世家、“文献故家”。因此常氏族人大多研究学艺、擅文文辞、喜爱撰写文章。“常璩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华阳国志》背后也有很丰富的故事。包括常氏家族,常璩所处的时代都非常有故事。”舒大刚介绍到,常璩的从祖常宽,也是博学多闻,著有《典言》、《蜀后志》和《后贤传》。“常宽熟读儒家经典,尤其对《易经》非常了解,同时也是对地方史有成就的人物。”也许是从小受族人耳濡目染,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若干年后常璩写出了《华阳国志》,似乎也印证了常氏家族注重历史的传统。能生于蜀中大族,是常璩之幸;但处于乱世,常璩也经历了战乱之苦。公元年(西晋永宁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纷举家迁往他乡。常氏家族以常宽为首,跟随杜弢等人迁徙到荆湘一带。常璩当时年幼,因家境贫困,没能迁徙只得留在本地,改为依附青城人范长生。公元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以范长生为丞相。于是,在范长生的保护下,常璩得以读书受教,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并在之后进入了政权中心。常璩这一支血脉,也因此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年(成汉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于是其从祖常宽等人也回归蜀地。此时常璩已四十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可以说,常璩其对家族及其家族文化的保护、延续,也有很大功劳。”舒大刚还谈到,从常璩和常氏家族故事中,也能看出比较典型的巴蜀文化,就是不以富贵传家,而以诗书、文化传家。“在古代,巴蜀的家族文化很有成就和借鉴意义。好好挖掘下常氏家族,对重新认识我们的巴蜀家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好处。”处于东晋乱世为“顺应大势”之人在成汉的政权下,蜀中也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常璩也曾享受过安定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公元年(东晋永和三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纵火烧成都城的城门。是战?是降?当时人们在慌乱之下,意志不复坚定。在此危难之际,常璩与中书监王嘏等人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势投降,归顺东晋。舒大刚分析到,虽然当时在成汉政权的统治下,蜀中人民的生活还过得去,但又如何能与东晋政权相抗衡。若奋起反击,也只能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常璩又对维护祖国的统一,使蜀地免去生灵战火之苦、善良民众的无妄之灾,也做出了贡献。”在成汉灭亡后,桓温在蜀地举任贤能,器重常璩。此后,常璩又依照形势前往东晋的都城建康。谈及此处,舒大刚也不免感慨到,常璩其人见识的不简单。能在数次政权更迭中生存下来,并能顺应大势作出重要而正确的判断,这并非易事。“这个人顾大体、识大局。在从祖常宽举家迁往他乡时,他选择留在蜀地,之后逐渐壮大成为了家族的依靠;东晋大军兵临城下之时,他选择顺应时势、保存生命,这一点也很难得。”在乱世之中能自保其身,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智慧。而在入晋之后,东晋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常璩便专注于修史,更利用中央王朝优厚的条件和丰富的史籍典藏来补充、订正其研究。正因如此,后来才有《华阳国志》的诞生。“常璩见识的不简单,不光体现在他人生的故事上,也体现在了其写作之中。”舒大刚总结道。常璩为何要写《华阳国志》?“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在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不吝赞美之词,夸赞一本地方志,正是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的《华阳国志》,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更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常璩为何要写《华阳国志》?事实上,常璩在书写《华阳国志》时,正逢人生失意。因为他归顺东晋政权后,东晋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当时,常璩已年老,又在朝堂中颇受歧视,便不再在仕途中追求进取,只一心专注于史学。最终,他历经六年的岁月沉淀,著成《华阳国志》。巴蜀需要一本完整的史书“《华阳国志》的诞生,有着主观、客观上两种因素的促成。”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说道。从客观上来讲,巴蜀本就是中华历史中的重要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区域,有记录、保护、传承下去的必要。但是在中原的正史中,对巴蜀一带的记录很少。尤其在“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中,对巴蜀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包括巴蜀上古时期如何传承都是缺失的,甚至对“李冰治水”的记载,也有混乱之处。蜀中不乏有识之士,从司马相如到扬雄等,靠自身的力量在补写巴蜀史。但巴蜀对历史文化的记载本就带有夸张性、浪漫性,记入历史让人觉得不可信。同时自东汉以来,注重各地先贤、乡贤的记载,在巴蜀也产生此类文献达20多种。“将纷杂的地方史书统一起来,著成一部完整的巴蜀史书,这是客观的需要。”常璩出生于文化世家,家族中本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但在入晋为臣后,虽是他促成了成汉政权归顺东晋,但毕竟是前朝旧臣,为“亡国之人”。此外,蜀中这批大臣都不被当朝重视,而是受到冷落、排挤。在此情境下,常璩不免心情郁闷,开始专注于修史。巴蜀需要张扬自己的文化“巴蜀人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你看不起我巴蜀人,我就把巴蜀的历史、风土人情、乡贤志士展现出来,让东晋的人看看。”舒大刚表示,虽然从政之路多遭挫折,但常璩并不怨天尤人、不气馁,而是埋下头来认真写史书。大致写了六年的时间,一部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的《华阳国志》终于由他之手问世。“常璩写《华阳国志》,是有着张扬巴蜀文化意味的。”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此书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到南中(今属云南)、东到湘西鄂西、西至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迄晋室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时称“蜀史”,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华阳国志》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那么,常璩为何将这本书取名为《华阳国志》,而非《巴蜀志》?舒大刚谈到,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常璩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难能可贵的国家观。《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尚书·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如果书取名为《巴蜀志》,就像把巴蜀当成了独立的王国。而取名《华阳国志》,则把巴蜀纳入了天下九州之中,写的是中国历史中的巴蜀文化。”李雨心荀超来源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编辑周章龙编审王宁

转载请注明:http://www.dihaoqc.com/zzpj/25825.html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