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阐释史上的经传说

作者简介丨叶蓓卿，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丨《人文杂志》，年04期。

摘要

自魏晋以来，《庄子》内七篇一直都是庄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注家多以内篇为义理之宗，而视外、杂篇为内篇之“羽翼”“注疏”。至明末潘基庆《南华经集注》，已形成以外、杂篇分疏内七篇的疏解架构；清初周金然则在《南华经传释》中，正式提出了以内七篇为经，外、杂篇为传的“自经自传”说；晚清张士保《南华指月》更在此基础上，移传归经，重新修订了内、外、杂篇的章节次序。然而以上庄学研究著作及观点迄今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实则《庄子》经传说的确立与发展，既是明清庄学对于“以庄解庄”研究理路的有意识的回归，也是《庄子》阐释从断篇零简、单章孤字的割裂式注疏转向篇章义理与文本结构相互呼应的系统化研究的重要标志。本文即以《庄子》阐释史上相关著述为线索，结合《庄子》文本内部结构及篇章义理，勾摹《庄子》经传说之演进脉络、承继得失及其对于庄学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

一、内七为宗：内、外、杂篇疏解架构的形成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于《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下引崔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又据《经典释文·序录》“《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及“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等语，可知班固本《庄子》已有内、外、杂篇之分。

魏晋士人“博物止乎七篇”，1研读《庄子》大都集中于内七篇，大约已较清楚地意识到了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郭象注《庄子》，详于内篇，对外篇、杂篇则比较简略，甚至有整篇仅出数条注语者，正反映了魏晋人区别对待内篇与外篇、杂篇的普遍态度。唐初成玄英著《庄子注疏》，依据郭象注而又有所发挥，他在序文中对《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究，明确指出“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2认为内篇重在阐明抽象义理，外篇注重显现具体事象，杂篇既明“理本”又明“事迹”，是抽象义理与具体事象的互相结合，三者的特征区分相当明显。

南朝梁旷称庄子为“南华仙人”，唐玄宗依据旧号诏庄子为“南华真人”，并诏《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名列“唐十八学士”之一的陆德明善言玄理，弱冠即以抗辩扬名南陈，入隋唐之后，仍依六朝尚庄老之遗风，将《庄子》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左传》《论语》等一同尊为经典，列于《释文》之中，并从篇名立意角度指出《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差异。陆德明认为，“内者对外立名”，3七篇题目皆有深意，如《逍遥游》篇“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4《养生主》篇谓“养生以此为主也”；5至于外篇、杂篇，则或“举事以名篇”，6或“借物名篇”，7或“以人名篇”，8往往不能像内篇篇名那样概括揭示各篇主旨。

宋人在晋唐庄学基础上也对内篇、外篇、杂篇的关联与区别进行了思考。北宋王雱即指出内篇在《庄子》全书中的引领作用与核心地位：“夫内篇者，皆性与天道、圣人之事，而非浅见得以知之矣。然终之于《帝王》篇者，以帝者圣之余，而王则外而已矣，是以终之焉。”9并比较了内篇与外篇、杂篇在意蕴理路上的层次差别，认为“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藏内篇之宏绰幽广”。10宋元之际，罗勉道更提出“敷演”说，认为《庄子》内七篇都是“先立篇名”，文意不出篇名之外；而外篇、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篇名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意蕴，各篇的撰写也不过是在“内篇命意已足”的前提下，“敷演其说尔”。11罗勉道论庄子逍遥义且有优劣逍遥之别，而此番“敷演”说，对于内篇与外篇、杂篇深浅高下之判断，亦可谓是显而易见。

时至晚明，治庄者亦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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