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哲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元倪瓒《琪树秋风图》，上海博物馆藏，图片来自维基百科。《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五十二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讲：“其著书十余万言。”今本《庄子》共33篇，为晋代郭象删减后的版本，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和杂篇11篇。先秦时人著书多是单篇流传，编辑成册多为后人所为，因此在篇目的选择、整理、编排过程中会出现将其它作者的文章、门弟子的文章编入其中的现象。古籍流传时间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错漏、颠倒、更改、伪托、增益、注解混入正文等现象。因此，古书无论是在编辑过程还是流传过程中均可能会出现与原作者所作文章的差异，因此，研究古人的思想，首先均需面对古籍的整理、辨伪、正误等考证辨析的工作，《庄子》书亦呈现出如此复杂的情形。

余嘉锡认为：

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古书既多单篇单行，刘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为若干篇，作者既不自署姓名，则虽同题为某子，本非一人之笔，其间孰为手著，孰为口传，孰为依托，有必不可得而辨者，盖不独诸篇互有得失，即一篇之内,亦往往是非相糅莒。向之编次，乃有三例：一为但合诸本，除其重复而序次其先后，通为一书，此其间或本是一人之作或无可考证而不敢强为分别，或非向所自校，今姑不论。一为就原有之篇目，取其文体不类者分之以为外篇。一为原书篇章真赝相杂，乃为之别加编次,取各篇中之可疑者,类聚之以为外篇。

如《庄子》各篇，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篇名，虽都在今本外、杂篇内，而司马迁皆当作庄子自著，“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刘向定著之时，始分别编次……类聚其可疑以为外篇者。”关于《庄子》分内外篇出自何人学术界仍有争论，但由余嘉锡的观点可见，内外篇之分别有著者不同的可能性。

据明归有光、文震孟《南华真经评注》所引，唐韩愈就已提出《盗跖》篇“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并认为《说剑》、《渔父》二篇从思想文风上看似乎也非庄子所做。宋代的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正式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的作者提出疑问后，陆续有学者从语言风格、名物制度、思想倾向等不同角度，对外、杂篇的其它篇章提出同样的疑问，最终形成了一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著。

明代已有一些学者持此种观点。如郑瑗在《井观琐言·卷一》中讲：“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其外、杂等二十六篇或其徒所述，因以附之。”在清代，王夫之的观点最为学界熟悉。他认为内篇七篇首尾相因，一脉相承，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应出自庄子一人之手。他在《庄子解·外篇序》中说：“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申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他认为杂篇“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但相对于外篇而言，“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其中的《寓言》和《天下》两篇为“全书之序例”。《天下》篇“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

当代学者对于内篇与外杂篇的作者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为传统观点的延续，认为内篇早于外杂篇，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著。刘笑敢先生以科学的统计学方法来研究《庄子》。在《庄子》内篇中用了道、德、命、精、神，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都反复出现。由于汉语语汇的发展历史中首先出现的是单纯词，后出现的是复合词。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复合词的使用量逐步增加，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因此，复合词少的一类，必然早出，复合词多的一类则必然晚出。据此，可以推断内篇早于外杂篇。而且，战国中期《孟子》以前的各书中都没有这三个复合词，而战国后期《荀子》以后各书中都出现了这三个复合词，而庄子恰巧是战国中期人。因此，内篇完成于战国中期，为庄子自著。

此外，学者们还从内篇与外杂篇的思想源流关系上举出诸多证据支持内篇早于外杂篇的观点。如崔大华先生在《庄学研究》中说：“几乎在外、杂篇的每一篇中，都可以找到数量不等的，显然是源自内篇的思想、命题、概念和术语等。”并列举了大量的证据。

王博则以《庄子·天下》篇中对庄子思想的评述为依据，指出《天下》中概括庄子思想的句子与内七篇的各篇相对应：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明显是说《逍遥游》的，篇中不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和“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文字吗？“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说的正是齐是非、通物我的《齐物论》，并在某种程度上关联着《养生主》和《人间世》。“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很容易让读者想起《德充符》。“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更是对《大宗师》的准确写照。这里不仅出现了“大”和“宗”两个字，而“与造物者游”和“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等说法更是直接本于篇内的文字。“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应”字直接呼应着篇名《应帝王》，芒昧的说法又让人想起混沌。

这一证据说明内七篇为庄子自著，且在《天下》篇写作的时候，内七篇作为一本书的规模以及它们的篇名就应该是确定的，外杂篇是在内七篇形成后不断增加的。

第二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内篇晚于外杂篇，内七篇绝不是庄子的思想，而是后期庄学的思想。这一观点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学界一般将任继愈的观点概括为主张外杂篇为庄子所著，内篇庄子后学所作。实际上这是对任先生观点的误解。任继愈先生在年发表《庄子探源》一文后，曾发表《庄子探源二》。他指出：“有些同志说我把《庄子》中的外篇、杂篇当作庄周自著，这也是一个误会。我的文章中说王船山把外篇、杂篇‘不当作庄周所作错了’。”“《庄子探源》曾说过‘内篇’完全不代表庄周的思想。后来有些同志就认为，我主张《庄子》的外篇、杂篇完全代表庄周的思想，这也可能出于误会。”“我只是说，找庄周的哲学思想，要根据荀子、司马迁所提供的内容和篇目去找，这些篇目和内容，只保存在现存《庄子》的外篇、杂篇中的某几篇里，而不在内篇。”

第三种观点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在唐朝以前，并没有一个定本《庄子》，在其中有固定的内篇，因此以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著的观点只是一种揣测，没有什么根据。他主张《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为“庄之所以为庄者”，研究庄子思想应打破郭象本内、外、杂篇的分别，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为主要线索，参考其它各篇。

第四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庄子一生中不同年代的作品，这一观点以陆钦先生为代表。这一观点实际是对宋代以前对《庄子》看法的继承。如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讲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可见其认为十万余言的《庄子》一书为庄子的作品。但这一观点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庄子》内、外、杂篇之间思想的差异甚至矛盾。陆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则提出庄子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创作出不同篇章的观点。

第五种观点以池田知久为代表，他尤其反对“以内篇为庄子自己所著，外篇、杂篇是庄子的门生、后辈、亚流之作”这样的通行说法，但也并不认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全都为庄子自己所著。他认为：“《庄子》一书并不是一人或少数思想家在一时或短时间内写出来的，而是多数道家系统的思想家们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武帝时期约二百年间陆续写成的全集的一种。”理由如下：第一，从对《庄子》的引用来看，早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武帝时期，原本还没有内篇、外篇、杂篇的区别。《荀子·正论》引用的《庄子·秋水》，《吕氏春秋》引用的《达生》和《山木》，均在今本外篇，《韩非子·难三》引用的《庚桑楚》在杂篇。《史记》列举的《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胠箧》在外篇。如果当时已经有了内篇、外篇、杂篇的区别，这些文献没有理由对内篇的文章或篇名一处也不列举。第二，把司马迁所谓“十余万言”的《庄子》整理成52篇并分为内外杂篇，刘向大概认为内篇比外篇、杂篇更重要，但不能完全保证其为庄子自己所著。第三，在唐代韩愈、宋代苏轼提出外杂篇的问题之前的时代，任何人都确信内外杂篇均为庄子自己所著。第四，苏轼在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的作者提出疑问，其理由经不起学术考察。

此外，葛瑞汉在其论文《庄子中有多少是庄子写的?》中通过对庄子的特有用语、语法、哲学术语、人物和论题逐段进行列表分析，将《庄子》这部著作集分为五类:1)庄子本人的作品。2)庄子学派的作品。3)原始主义者的作品。4)杨朱学派的作品。5)杂家的作品。内篇和杂篇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另外，葛瑞汉又用杂篇中的一些篇章补足了内篇中明显残缺的《养生主》。

王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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